丁颖，字君颖号竹铭，1888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硕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1906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中学毕业后，他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向同学们表示：“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
1912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个春秋。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学子之心的种种考虑均为石沉大海毫无着落。面对重重困难，他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他们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场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惨遭杀害。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后来学校从云南移回粤北坪石，抗战胜利后，再迁回广州。八年抗战，中山大学三易校址，颠沛流离，元气大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怀和重视，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的恢复工作，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还积极团结知识分子，规劝外流港澳的科技人员和学生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更多地了解和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他和青年教师一道参加了俄语学习班，并潜心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1956年，在他67岁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见消瘦。同志们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就医，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1957年丁颖院长访问前苏联丁颖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他曾先后代表国家赴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缅甸等国考察和进行学术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苏、越3国学者参加的武汉水稻科学技术会议；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他曾受聘为柏林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丁颖蜚声中外，有“中国稻作之父”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