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历史纪年，并将其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于是，所谓“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就成了改朝换代后的第一件要务。直到本世纪初年前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纪年方法的改变来透视当时的政治行情。
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历史纪年(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中国纪年历法的争议
晚清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没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帝王纪年法也受到挑战和批判。据钱玄同总结，那时的学者共提出四种代替帝王纪年法的新的纪年说，即：康有为主张的孔子纪年法；章太炎主张的西周共和纪年法；刘师培与宋教仁等主张的黄帝纪年法；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
二、孔子纪年的夭折
康有为信奉孔子学说，主张将孔子的生日（阴历八月二十七）定为“圣节”，并将其作为标识历史纪年的坐标。他在《孔子改制考·叙》的末尾就是这样标识写作时间的：“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认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孔子纪年2449年。他这种纪年法曾经被后来的孔教会等组织和个人采用，成为其文化及政治理念的重要标识，但随着孔教的日益被批判，这种既不科学又不适用而且宗教性甚强的纪年方式也就越来越没有了存在的空间了。
康有为（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西周纪年的淘汰
西周纪年法是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为纪年的基准点。这一年是中国文献有正式纪年的开始，方诗铭先生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就始于这一年。因此，这种纪年法有它的可靠性和实际的依据。章太炎曾多次在文章中采用这种纪年法，如1901年9月所作《唐烈士才常像赞》，署为“共和纪元二千七百四十二年八月”，这反映了他史学中心论的学术宗尚以及政治上的革命态度。但是，它毕竟与世界上通行的方法脱节，实际使用当中也有许多不方便，因此同样没有被大众接受。
四、黄帝纪年，民族主义特征的纪年法
从辛亥前的情况看，为革命党人广泛采用的是黄帝纪年说。广西宜州就发现过“黄帝纪元”碑刻，落款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八日”，足见此说流行之广。此说最早的提倡者，是年轻的国学家刘师培。
国学大师刘师培（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03年，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说》，钱玄同对之的评价是：“黄帝纪年者，实建国以前民党正式应用之纪年，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也。最早说明用黄帝纪年之义者，即刘君此文。”按刘氏此文署名“无畏”，完全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他提出采用黄帝纪年的理由是：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百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回教各国，亦以摩罕默德纪年，而吾中国之纪年，则全用君主之年号。近世以降，若康、梁辈，渐知中国纪年之非，思以孔子纪年代之，吾谓不然。盖彼等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明确表明了革命党人与康梁保皇党在纪年问题下分歧的实质所在。而采用黄帝纪年，刘师培认为有三大好处。
其一：“黄帝以前历史之事实少，孔子以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
其二：“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中国帝王虽屡易姓，与日本万世不易之君统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汉族之主中国者，孰非黄帝之苗裔乎？故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择善而从，其善二。”
其三：“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攻自破矣。”这样，纪年问题就与反专制思想联系起来了。他还说：“当汉族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之感觉。”可以说是充满了革命的火药味。
正因为黄帝纪年说充满“革命性”，所以，它成为了革命党人实际上的“法定”纪年方法。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宋教仁根据《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书的有关记载，推定该年为黄帝纪元4603年，故《民报》取之为法，并在首页刊出黄帝像，作为象征。此后，诸多革命报刊均以黄帝纪年，而影响较大者则有《黄帝魂》、《江苏》。至武昌起义时，尚以此纪年法发布文告。
诸多革命报刊均以黄帝纪年（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五、黄帝纪年与道教天文历法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黄帝纪年也为道教专用历记，在演变过程中又被称为六十花甲历、华胥历、华历、伏羲女娲历、甲子历、黄帝历、黄历、夏历、农历、阴历、周历、中华历、中历。然而当道教斋醮道场，所用表奏文牒等，则皆书以天运甲子之岁，因对神明故不用道历纪年也。
制订历法需要一个起算点，这个起算点就叫做历元。西（公）历的历元是以耶稣诞生日为起算时间。但我华夏的道历历元比西元历要严谨得多！道历的历元是与天象有关的，史书上常说：“上元混沌甲子之岁、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七曜齐元。”道历的历元和黄帝即位有关，据传公元前2697年黄帝即位的那一天，正逢以上天象一起出现，那天恰逢冬至及朔旦日，所以黄帝制历并且以那天为道历的起算点，即：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
唐朝以老子降生年为道历之开始，但宋以后仍以黄帝纪元为用（资料图：图源网络）
以黄帝六十甲子纪年，传说黄帝时代的大臣大挠“深五行之情，占年纲所建，于是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日，谓之枝，干支相配以成六旬。”始作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天干，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相互配合成六十甲子用为纪历之符号。《太乙数统宗》记载：“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天心气运正值冬至，日月合璧，五星（指太阳系九大行星之金木水火土等五星）联珠，皆合于子，是为上元。”。每年冬至为一年之始，朔旦为一月之始，夜半子时为一日之始，甲子日为干支记日之始。
那一天——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正好是天文中五星联珠的时候，又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圣人即位的时刻，自然就成为了中华民族历法的开端了。唐朝曾尊老子为道教教祖，曾以老子降生年（西元前一三00年）为道历之开始。但宋以后，仍以黄帝纪元为用。
六、公历（西历）纪年法的确立
事实上，黄帝纪年并不科学。黄帝是传说中人物，其“年数不能有定论”，采用黄帝纪年，会给历史的时间坐标增加许多混乱。当时某些刊物采用黄帝纪年，而计算结果却相差甚大。例如，公元1911年，《民报》计算为4609年，《黄帝魂》4622年，《江苏》等报刊为4402年。所以，辛亥后革命党人在上海、武汉讨论成立共和政府时，便改变了黄帝纪年法，认为该法原属权宜之计：传说中的黄帝“无论其功德如何”，也毕竟为“专制政体之黄帝”，与民主共和的宗旨不合，且“年远代湮”，无可征信。接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即电告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宣告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即1911年12月31日而止，1912年元旦起改从阳历。就是说，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取得了法定的地位。
对此，钱玄同在刘氏遗书《黄帝纪年说》的编辑附记中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于南京，大总统孙公就职，即明令改用阳历，称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黄帝纪年自此不复用矣……，黄帝纪年非今后所宜复用，此文只是革命之文献耳。”这说明，黄帝纪年说虽在学理上不可取，但在当时却对打破传统帝王纪年法、冲破专制之网罗、使之向科学纪年法过渡，具有积极意义，理应肯定。
七、世界其他国家纪年历法汇总
日本受汉文明影响很深，但是他们学习中国之后，一直采用的是自身的纪年方式，比如，日本现在存在三种纪年，一种是黄道纪年，以日本神武天皇即位为元年开始算起；一种是年号纪年，是以日本在位天皇年号为算。其他国家，有佛教纪元（以释迦摩尼圆寂后一年为元年）、犹太教纪元（纪年以《圣经》中的上帝开始创造世界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开始，犹太教徒认为是在公元前3760年）等。而在欧洲，在罗马教皇确立基督教为国教之前，各国都有自己的纪年法。古代巴比伦王国：纳波纳沙尔纪年（巴比伦纪年）以第四王朝国王纳波纳沙尔登基的公元前747年为纪元。古代希腊：希腊纪年，以宙斯创世的公元前5598年为纪元古代罗马：不得不说，罗马的纪年比较混乱，一会儿使用古罗马纪年，兴起之后以创建罗马城的公元前753年为纪元。一会儿是“××和××执政之年”等等。玛雅王国：玛雅纪年，以传说的世界大洪水第一次结束的公元前3373年为纪元。阿拉伯帝国：他们采用的伊斯兰纪年，以穆罕默德出走的公元622年为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