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叶铭
通济门始建于公元1386年，是南京最有特色的城门，它和聚宝门（现中华门）、三山门（现水西门）同属规格最高的3座城门之一，也是南京城门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它坐北朝南，有三重内瓮城。进门向东北而去是森严的皇宫区，向西南而行则是热闹的秦淮商业区，因此堪称南京的咽喉要道。最特别的是它的外形被设计成一艘正待扬帆远航的大船，扼守在内秦淮和外秦淮的分界点上。在南京乃至世界城墙史上均是独一无二的杰作。抗战期间，发生在此的汪伪警卫三师士兵与日军宪兵之间冲突，即所谓“通济门事件”已鲜为人知，现将笔者所知写出，以飨读者。
汪精卫在正式成立伪府之前，曾多次与日本方面谈判建立军队之事，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方一方面允许汪伪方面建立军事武装，另一方面对汪伪军事力量进行严格的限制，展开严密控制。汪精卫实际能够指挥控制的军队为数甚少，其嫡系部队当属1940年成立的警卫旅，该部经过两次扩充，于1943年正式扩编为警卫军。其中警卫第一师与警卫第三师均为扩编时新建，官兵主要来自被俘的国民政府军人。日本方面对于这支“留存抗日意识”的军队充满戒心，“通济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警卫军的组建
1944年5月28日夜，驻防通济门外的汪伪警卫三师特务连排长夏建华与部分士兵在夫子庙五芳斋饮酒用餐，餐毕回营。其雇佣之人力车夫行至通济门时，不允拉车出城（汪伪时期南京夜间宵禁，车夫出城很难回城），夏建华等借着酒意殴打车夫。正在此时，驻防通济门的日本城门卫兵长高草木英夫出面干涉，并掌掴夏建华，同时命令部下一等兵高桥将夏建华推至卫兵所内关押（笔者认为，日军士兵干涉固然有处理纠纷的一面，但日方对于伪警卫三师的“抗日”情绪抱有警惕意识，因此，不排除日军士兵有借机压服伪警卫三师士兵的目的）。夏建华向日军解释之所以殴打车夫的原因在于“车夫轻视军人”，日军卫兵遂将夏释放。
夏建华被释放后，认为受辱，心有不甘，回到驻地后与另一排长陈同来商议带兵去“理论”。于是陈同来将特务连另外两名排长孙宝光、汪洵唤起，四名排长带领八名士兵（分别为：胡士正、杨华峰、王海洲、李有亭、曹振中、阎公庭、范文彬、李梦光）持枪前去通济门。出门时，遇见特务连连长郭楗衡，郭楗衡不但没有制止，自己亦一同出发。行至通济门外九龙桥时，夏建华告知士兵其受辱之事，众人皆愤愤不平（由此可见，伪警卫三师官兵具有一定的反日意识）。夏建华派杨华峰在城门警戒，阎公庭与李梦光负责监视汪伪宪兵与警察分所，其余众人一齐冲向日本卫兵所。此时日军卫兵森田发现有中国士兵悻悻而来，心知有异，便躲进了卫兵所，而日本卫兵长高草木英夫也逃进卫兵所取枪。不过由于日本卫兵心中慌张，紧急情况下未能及时击发，陈同来眼见日军士兵将要开枪，立即用所携军刀将电灯击灭，夏建华则向屋内开枪，士兵胡士正则冲入日军屋中，夺取一支日军步枪并且开枪射击。子弹击中高草木英夫左肋以及森田的左臂，两人均受伤，随即送往南京第一陆军医院诊治，此时中方参与诸人在复仇后鸣笛集合撤回兵营。
通济门下的冲突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警卫三师官兵抗日、排日情绪严重，立即向汪伪方面提出交涉。汪伪方面迫于日方压力，表面上派遣官员进行勘察，实际上立即出动宪兵逮捕参与诸人，经汪伪首都警备司令部转送汪伪陆军部进行军法会审。汪伪方面军法官意图回护参与的官兵，认为“被告…执持枪械，期报东门之役，一雪掴颊之耻，在被告等血气方刚之平，或自以为行其所是”，但日方施加强大压力，完全无视汪伪提出的所谓“中日亲善”的要求。最终汪伪军事法庭认为“其始也纵属无心，其纵也且出故意；况未经理论，即先开枪，其居心更为显然；于是杀人罪又已成立”，最终判处夏建华死刑，陈同来无期徒刑，郭楗衡有期徒刑七年，胡士正有期徒刑五年，孙宝光、汪洵各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杨华峰、王海洲、李有亭、曹振中、阎公庭、范文彬、李梦光等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两年。同时日方为了“整顿纪律、追究责任”，强迫汪伪方面撤销了警卫三师师长陈孝强的职务，并在汪伪军中开展所谓“亲善”教育。至此，“通济门事件”落下帷幕。
揭穿“中日亲善谎言”
这一事件在汪伪军中，尤其在汪伪警卫军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直接暴露出汪伪政权的傀儡本质，另一方面也揭穿了日本所谓“中日亲善”的谎言。汪伪军中很多官兵对于日本的横蛮无理更为不满，1945年，继任汪伪警卫三师师长钟健魂率领警卫三师起义与“通济门事件”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