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玉贞
编稿编辑：张茹
发稿编辑：姚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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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临日本侵略者一日胜似一日的凶焰，蒋介石再三表示用各种手段对付日本，也通过国际联盟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同时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但是英美等国主张中国同日本单方面媾和，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达到停止日本侵略的目的。
蒋介石一度想利用外国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同日本做一定的妥协，多少做一些让步，这样势必多少伤及列强（主要是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后者会因此眼红，这样英美等便会抗争，起而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重演上个世纪末三国干涉还辽的那一幕。但他未能达到目的。便转而寻求苏联援助。1934年苏联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也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造成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国的抗战面临巨大的困难，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迫使蒋介石转向苏联，为了具体谈判和落实中苏新一轮的具体合作，他先后几次派遣代表赴俄，从杨杰到蒋经国。中国八年抗战及中国战场在世界反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即中国国际地位的升迁，可以明显地从这些使者的话语与行动中看出，战时的中国有过辉煌—那就是开罗会议向世界肯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也有过“不快”—那就是作为战胜国，中国竟然被迫接受了外国加予的“新势力范围”。同时这些使者的足迹也记载着蒋家王朝最后的岁月。中国抗战胜利了，蒋家王朝开始朝着丢失政权的道路下滑，逐渐动摇其作为一个大国统治者的地位。本文予以论述的蒋介石赴苏使者就是循着这样一条线索。
国内。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的继续扩大战争，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把战火扩大到北平、天津之间的廊房，并于26日占领了该地。蒋介石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宣布告终。三天后日本占领北平，并于30日拼凑了一个北平治安委员会。同时日本还在华南开辟了战场，于8月13日派遣部队攻击上海中国守军。遂有“8•13抗战”的发生。14日中国向世界发表宣言，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华夏儿女没有被侵略者吓倒，更没有屈服，中华民族众志成城，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国共两党形成了抗战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11日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主席蒋介石，副主席汪精卫。后于9月9日设立国防参议会，国共双方均有代表。从此中共参加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来。中国共产党把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省边界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由叶挺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共开始在华北深入敌后开展活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聂荣臻的一一五师一部在山西建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开展灵活的抗日游击战争。
国际。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执政，开始显露其狰狞面目，它为日本侵华初期的“胜利”颇为关注，日本则为中苏接近特别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而激怒，德日两国针对共产主义所谓威胁人民安定和社会繁荣，威胁世界和平，要保卫所谓的西方价值，遂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Anti-Comintern Pakt）,双方承诺“就共产国际的活动交换情报，并要在近5年内采取“严厉措施对付国内外那些直接或间接为共产国际报务的人，”为保证这些条款的实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反共产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英国外交部长加利法克斯说，反共产国际公约是德国的一大成功，它切断了共产主义向西欧渗透的路，所以德国当之无愧是西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这一公约的矛头直接指向苏联，指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共产国际同苏联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从而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掺和到国家关系之中，一些反苏的标语和传单从波兰领土用气球向苏联发放，日本驻柏林大使曾经想利用罗马尼亚向克里姆林宫发放反苏传单，苏联境内有几十名白俄策划过剌杀斯大林。世界形势因而更加紧张和复杂化。
战争的阴霾已经出现在西方，1935年—1938年德意日的军事开支总额达到2520亿美元，已经超过美英法三国。 但是英美等大国无论对待东方还是西方的法西斯行径都采取绥靖主义立场。1937年5月英国张伯伦上台执政，认为应当向德意日让步，他为了保全英国的属地，竟然主张把中国东北和华北让给日本，希望日本在中国得到满足后，即可挥戈向苏联。
这时的中国和苏联也面临着新的课题。经过1929年中东铁路冲突，两国关系一度中断。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苏感到应当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威胁，于是1932年中苏恢复外交关系。此后苏联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已，远东和平和稳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曾经多次表示希望中国主动提出召集太平洋会议的倡议，以集体安全的形式对付和制止侵略势力。中国始终没有同意。
苏联希望在其东部能够“无战事”，自然愿意遏制日本侵略，从深层的战略上的考虑计，苏联愿意从人力和物力上帮助中国，使中国能够顶住日本的侵略，或许可使日本向华南侵略，而解除苏联受到的威胁。同时苏联也向蒋介石伸出了一个橄榄枝。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1937年3月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就在其会议上为蒋介石准备了两份重重的礼物—一是不反对在苏联居住长达12年的他的儿子蒋经国回国。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鲍格莫洛夫（Д•В•Богомолов）甚至据斯大林指示亲自安排蒋经国归途的在关事宜。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决定产生的环境。允许蒋经国回中国这一条款，有生俱来就带上了明显的“交易”性质。其交换条件就是设法让蒋介石发起前述太平洋公约的倡议。在这天的会上，政治局决议命令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再次向中国提出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对中国南京政府的援助要有前提，那就是中国“要发起签订太平洋地区公约”。不言而喻，苏联明显地感觉到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担心蒋介石用购自苏联的武器来打苏联，所以瞩望于一个“互不侵犯”的制约作用。
也是这次会上，苏联同意向南京政府提供相当于五千万墨西哥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同意在苏联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同时为了向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苏联接受鲍格莫洛夫的建议，派遣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姿态和友好表示。对于正在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是一种有力的声援。尽管苏联一再希望太平洋地区公约能够成立，但是外交部长王宠惠向蒋介石建议， 中国持稳健立场“不宜轻于拒绝，亦不宜仓卒赞成”。再者中国还怕公约签订不成，有损中国威信，遂未提出。1937年7月8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会晤时，后者即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无论如何，蒋介石相当看重苏联的声援和友好姿态，同时他也理解苏联的灵活外交，于是中苏之间开始密切接触，卢沟桥事变后一个多月，在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为期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它是战时中苏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起点。条约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有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对中国而言，这个条约对日苏亲密接触有相当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提高自己的国际威望。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约可以让苏联释疑，中国不至于用购自苏联的武器来打苏联，因为条约有口头约定“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不侵犯条约，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事实上中国已经从原来要求签订中苏互助友好条约的立场上退后了一步，苏联也避免了西对德国东对日本左右两面作战的危险。中苏两国间的关系有了互相信任的基础，为战时两国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一个奉派赴苏的代表团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领。为安排代表团出行，蒋介石特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冲 会见鲍格莫洛夫。张告诉后者，蒋介石把代表团命名为“工业部赴苏联工业考察团”。 张冲并说杨杰被任命为总参谋次长。王叔铭是其助理。杨杰熟悉苏联情况，曾经在1934年驻苏，蒋介石的解释是：杨杰此行纯粹是技术性的，去接收苏联援华的武器。
代表团副团长是张冲，另有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沈德燮处长，洛阳航校主任王叔铭、胡世杰、夏全铎、余人翰，夏徐敏，飞行员8名，计共18人。杨杰、张冲于8月27日晨飞往西安与先期到达的十余人会合，约在28—29日到乌鲁木齐，下一段路则由苏联飞机接迎至莫斯科。苏方对代表团人选表示满意。
蒋介石赋予他们的使命是“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急需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请先聘俄飞行员20—30人。”
杨杰一行在苏联的主要活动和成果大致可分三个方面：一，同炮兵委员拔也夫，空军委员拉宁，处长瓦西列也夫进行了四次会谈，中国团内部做了一次商讨。五次会议的内容都是购买和接受武器事。二，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商谈请苏联再帮助中国装备20个师。三，同斯大林详细商谈中国军事建设和军政情况。现分述于下。
一、为代表团同苏联军方代表拔也夫等人的谈判做好准备。杨杰、张冲开展了认真负责的工作。
9月9日同苏联军方人员会谈之前，张冲首次同伏罗希洛夫会面，就代表团使命和拟讨论的事项交
换了看法。 是日晚21时，代表团同苏联军方代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拟购买的武器清单，计：
350架飞机（轻重轰炸机各100架，驱逐机150架），并请苏联将飞机的兵器、器械等装备齐全。
82辆战车， 共编为一个由四个连组成的营。请苏联派遣教官指导和训练。
重炮138门。
中国代表团希望苏联安排参观和实地考察，然后决定拟购买的探照灯、指挥仪等兵器的数量。双方就运输事宜交换了看法，遂引出了开辟中国西北航线和运输线的问题。
经苏联方面安排，中国代表团于9月13日参观并试验了各式兵器。代表团的日程十分紧张，14日凌晨张冲同伏罗希洛夫会面，讨论具体事宜如高射炮性能及其在中国的使用。上午9时30分中国代表团就开会“检讨昨日试验各式兵器之结果，并决定”中国拟购买哪些武器和购买的数量。根据同苏方的商定，是日晚要把这些事确定下来。
当日晚中苏双方代表开第三次会议，具体商定战车炮 、指挥车、探照灯、听音机的价格与数量。为解决中国奇缺飞行员的难题，决定立即对随行的9名航空官佐开始练习飞行，派出学习轰炸机者6名，练习驱逐机者2名，练习技术机械者1名，练习时间为一周。
鉴于国内急需飞机，蒋介石一直催促尽早起运， 此次会议时杨杰同拉宁谈妥，日内即派民用航空机飞往迪化，同时CБ式轰炸机机一架亦将随往试航。运输路线是：从苏联各地运至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然后经迪化至兰州、西安。这一天的谈判中已经基本确定了飞机的起运日期：自9月15日起至25日的十天内起运一大队，计飞机31架，此后每隔十日起运一大队。此外，教练机8架及И—16式驱逐机93架也将在10月1日前起运完毕，其他飞机10月25日前全部起运。 虽然由于某些技术原因起运时间略有延迟，但毕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因为当时中国只有8架可以投入作战的飞机。 经过讨论，苏联决定卖给中国200,000套反坦克防毒面具，杨杰要求购买的100套高空飞行服也一并得到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