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改编再创作，还是场景的照搬呈现，都丢失了原著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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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当，复刻失常
2017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主要还是一部名著改编电影。
它的好与坏，最终，还是相对原著而言——
那部推理名著的生命力，远比改编而成的电影版，强太多。
如何将这部83年前的小说搬上今天的银幕，比新旧版本的优劣对比更重要。
如此看来，这一次的改编，对原著中的亮点，形成了丢失与浪费。
其原因，一部分在于导演个人再创作，以及迎合时代趣味改编的扭曲。
另一部分，则是在重现原著的过程中，由于处理不当，造成的遗失。
原著的开场就告诉我们：它太适合拍成一部群戏了。
十几个人物，从登程前到上车后，每个人的性格，生动活泼如画。
这除了“阿婆”本身刻画人物的功力所致，原著略显欢快的基调，也铺陈了背景：
阿加莎·克里斯蒂所代表的古典推理，氛围多是轻松的。
死亡与侦破，更像是一场愉悦的解谜游戏。
谋杀，在这里似乎不存在现实生活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沉重意义。
但当这一版电影的氛围，添加了些许现实主义的严肃后，味道就变了：
所有人，都没那么活泼了，表情个个凝重。
一大票演技派的表演，不得不绷着，难以更多发挥。
女传教士欧尔森(佩内洛普·克鲁兹 饰)，没有了原著的神经质与悲悯。
原著中热情唠叨掩人耳目的赫伯德太太(米歇尔·菲佛 饰)，话也变少了。
美国侦探哈德曼(威廉·达福 饰)的伪装身份，也从粗犷浮夸的推销员，被改成了轻声细语的教授。
大家都绷着的后果是，群戏毫无火花，沉闷不已。
再有爆发力，也必须熄灭。
相较于“东快十二人”个性的单薄，侦探波洛反而成了个性最鲜明的人物。
但这个波洛，其性格加以改编后，反而失却了原著中的独特魅力。
没看过“波洛”的新观众而言，不需要又一个神经侦探，和福尔摩斯的模仿者。
而老观众、老读者，也不认这位能打架、没洁癖、强迫癌晚期的波洛。
而在故事的讲法上，这一部，有着原著与1974版没有的缺点：闷。
最沉闷之处在于，片中波洛向十二人逐个询问供词的段落。
尽管运用了平行剪辑，试图加强一点刺激性，却反而使条理明晰的原著，变得乱了。
这是媒介转换的问题：
在小说中，十二份供词，彼此交织，形成一个谜面，指向一个谜底。
谜面逐字逐句铺开的过程，也是读者与作者斗智的开始。
这个过程在小说中极富吸引力，在电影中，则冗长难熬。
1974版里，西德尼·吕美特给出了一种处理方式：
遵照原著，嫌疑人一个个按照顺序接受询问并陈述，骨架不变。
而血肉的丰富，则交给了演员的表演。
无论劳伦·巴考尔还是肖恩·康纳利，其个性鲜明的演绎，在毫不吝惜的镜头塑造下，得以充分展示。
不同的性格反差，足以造成一定刺激性。
可这一部不行。就像刚才说的，导演似乎想让氛围沉郁起来，所有演员，必须绷着。
虽然对于这一部分有所精简，但为了故事的成立，不能大改。
其长度，依然超出了观众忍耐的限度。
有1974版珠玉在前，同走复刻原著的路线，固然行不通。
但在改编经典的创新过程中，何处出新，如何出新，“肯爵”似乎考虑不够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