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战争铸就伟大精神。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升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广泛、更强烈、更持久。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即爱国就是抗日，抗日就是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投笔从戎，在对日作战中成长为威震辽南的义勇军将领。1935年，苗可秀在作战中受伤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在遗书中，苗可秀叮嘱弟弟：“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圣手。”陈翰章是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中学毕业时他发誓：“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人！”1940年，他在作战中被敌人包围，面对敌人“陈翰章，投降吧！给你大官做！”的喊叫，陈翰章用“死也不当亡国奴！”和复仇的子弹回答敌人，壮烈牺牲。1942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兼第3军军长赵尚志，在率部对敌人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赵尚志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我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誓言。
在民族危亡面前，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从民族大义出发，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超越民族、阶级、党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为着繁衍生息的土地、为着根脉相连的祖国，广大中华儿女，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不顾一切艰难困苦，积极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目前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正展开着抵抗暴日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数百万的将士和武装民众置身炮火，视死如归，千万的难民流离道路，无所怨咒，数万万的后方人民，忍受一切痛苦，支持抗战。”
为了祖国，“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战友，这是中国绝不会亡国的基础。”为了祖国，“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一位四川父亲给出川抗日的儿子送上“死”字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原文如此）上尽忠”。为了祖国，儿童捐出零花钱、老人献上养老金，就连乞丐也拿出自己微薄的所有。为了祖国，海外侨胞积极捐款捐物，成为中国战时经济的支撑；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参军参战，南侨机工战斗在滇缅公路上，华侨飞行员血洒祖国长空。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侵占台湾50年期间，台湾同胞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持续进行武装和非武装抗日，先后有数十万人捐躯。台湾抗日志士翁泽生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被送至台湾并被判刑13年。在狱中他拒绝日本人让他“转向”获得自由的诱惑，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我将来出狱后，还要参加革命活动。”1939年，翁泽生在台北病逝，被誉为“一位有骨气的真正的爱国者”。著名抗日志士李友邦将军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1939年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长期转战在祖国的东南地区，用实际行动来赢得民族独立、台湾光复。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怀着最深沉的爱、拼着最大的努力、献出最宝贵的生命，只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这就是中华民族融入血脉中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民族气节，就是民族的志气和情操，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心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气节，崇尚民族自信自尊自强的精神。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企图完全征服中国、变全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战争。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为了国家民族独立、为了不做亡国奴，中华儿女赴汤蹈火、殊死奋战，涌现了许许多多宁死不屈的抗战英烈。1938年4月，武汉空战中，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的陈怀民在身受重伤、油箱着火的情况下，没有跳伞，而是驾机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敌机同归于尽。1938年10月，抗联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8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突出包围，背水作战至弹尽药绝，面对日伪军的逼降，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1940年，中共山西代县县委委员金方昌，在反“扫荡”作战中被日军逮捕，敌人威逼利诱，施以酷刑，他的胳膊被打断，仍然坚贞不屈，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金方昌英勇就义时年仅19岁。1940年，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率部渡襄河与日军奋战9昼夜，身负重伤，壮烈殉国。出征前，他这样勉励部下兄弟：“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张自忠殉国后，周恩来称赞他：“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941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毅然将日军引上狼牙山棋盘坨峰顶绝路，子弹打光，用石块还击，最后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八路军冀中回民支队英勇善战，日军为逼降司令员马本斋，将他的母亲白文冠抓到河间县城，威逼利诱她给儿子写劝降信。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绝食7天，壮烈牺牲。母亲牺牲后，马本斋奋笔写下“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1944年2月，马本斋因积劳成疾去世。朱德题写挽联：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忍受压迫和奴役的民族，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民族自强精神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民族基因。抗战时期，诗人田间写道：“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这种浩然之气概、不屈之节操，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生死关头，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和英雄辈出的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升华。面对侵略者的铁蹄和残暴杀戮，成千上万优秀的中华儿女无所畏惧、挺身而出，冒着敌人的炮火、冒着枪林弹雨，以血肉之躯保卫神圣的家园。
1937年8月，日本在上海制造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把侵略战火扩大到华中，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日军拼搏，以伤亡25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约4万余人，坚守上海达3个月，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抗战前期，中国军队还相继进行了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以顽强的精神、英勇的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在淞沪会战中，第98师第292旅第583团第1营营长姚子青奉命驻守宝山城。从8月31日至9月7日，姚子青率全营官兵死守宝山城七昼夜，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守卫四行仓库的第88师第262旅第524团第1营400余名官兵（号称八百壮士），为掩护大部队后撤，抱着“人在阵地在，誓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坚守阵地，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余名，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极为壮烈的一页。在台儿庄战役中，守卫滕县的师长王铭章亲自督战死守，为国捐躯。王铭章牺牲后，毛泽东等在挽联中称颂他“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武装以及解放区人民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40年进行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共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军、伪军2万余人,拔掉据点2000多个，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重大代价。1943年3月，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反“扫荡”战斗中，遭日军1000余人合围。连长白思才、政治指导员李云鹏等82名指战员与日军展开殊死肉搏，歼灭日军170余人，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朱德称赞他们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期坚持对敌作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在作战中受重伤被俘，忠贞不屈，慷慨就义。在最后的时刻，她给心爱的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抗联的创建人和领导人。1940年2月，他和战友们在转战中陷入日军的包围，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后孤身一人与敌人周旋战斗后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胃里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这种不畏困难、威武不屈、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英雄气概，连敌人也为之震惊。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和2/5的日本海空军力量。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筑成了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谱写了自强抗争的爱国主义新篇章，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强大精神力量。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日战争是一场敌强我弱、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同时又是一个弱国。日本是一个小国，但又是一个强国。因此，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较量中，中国没有力量取得速胜。在14年的抗战中，中国人民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以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毅力，同侵略者战斗到底。必胜信念是照亮艰苦漫长抗战岁月的明灯，指引着曲折历史过程中前进的方向。
必胜信念来自对战争形势和敌我实力的科学判断。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著作《论持久战》，解答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这三大问题，清晰有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前途。毛泽东强调：“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重要论断，坚定了中国特别是敌后军民抗战的信心，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必胜信念源于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对伟大理想信念的自信。对国家民族的深沉热爱，对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心，是中华儿女抵御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意志保证。1937年9月18日，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给叔父的家信中写道：“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艰难凸显精神、苦战带来希望，只要坚持战斗、百折不挠，最后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9年，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发表《论抗战》，他乐观地认为：“现在中国与日本打仗，是中国在近代处境最危底时候，但不是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时候。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时候，已经在二十年前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亡的时代。”
必胜信念激发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造力。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中国人民表现了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的民族智慧。中国军民将正规战与游击战、阵地战与运动战，前线与后方、武装与非武装、公开与秘密，军事与经济、文化等作战方式和手段密切结合，形成了抗击侵略者的天罗地网。在敌后战场，广大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战术，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上尉在考察了敌后战场后说：“这些八路军……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中国人民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畏强敌，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支撑着中国人民坚持到底，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直到将侵略者驱逐出去。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促进了伟大抗战精神的形成。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抗战精神的伟大胜利，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扫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阴霾，激发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伟大的抗战精神仍然具有宝贵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精神力量。(曹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