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拱箐这个极富动感和情趣的名字听起来就有些不同凡响。这个因作为清末黔西北苗民起义的根据地，在贵州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其涵盖面包括八座大山，纵横数十里，其中最高的苗营大山海拔2376.6米，矗立于毕节市的青场镇，是滇黔两省交界处的一个相对高峰。苗营大山地势险要，三面峭岩绝壁，仅北面稍缓，由青松梁子可登上山顶。
猪拱箐之名源于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传说很久以前的这里山麓住着一户人家，喂养一头猪，喂了几年一直长不大，经常跑到山下的一丘田里去拱泥。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拱出了一只磬，闪闪发光，腾空飞升起来，飞到天上去了，照亮了半边天。所以得名猪拱磬，后因此地周围都是深山老箐，就渐渐地变成猪拱箐了。
而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猪拱箐，深山老箐的原始风貌早已荡然无存，陡立的山依旧雄伟，爬上山顶，领略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让人感到非常的惬意。
不过，我们所看到的猪拱箐是静默的。
自从一百五十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苗民起义之后，猪拱箐就是静默的了。它宛然一位历史老人，见证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见证着那些悲壮惨烈的故事，为之黯然神伤，为之沉寂百年。亦宛如一位参悟出什么禅机的智者，俨然立地成佛。
大山直下落难沟，
悬崖陡坎大石头。
元帅遭遇岑公保，
多少英雄把命丢。
山的深处，不时还会传来正在劳作的乡民们的有些粗野的歌声。猪拱箐四周的十里八乡，陶元帅的故事还鲜活地流传，那绘声绘色的讲述，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一样。那刀剑搏击的声音，那轰轰烈烈的场面，似乎都在眼前，都还能听见和看见。
陶新春、陶三春出生于现在的赫章古达，那时属威宁州以机阿克土目辖地，其父是土目家的农奴，被土目家折磨而死。弟兄二人心灵深处从小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待长大以后，两弟兄都身材魁梧，浑身是劲。他们开始为一些不公的事情替别人打抱不平，遭到官兵追杀。他们被迫产生了组织力量反清的想法。先是动员其母亲王氏戴红帽、穿红衣服红鞋子，装成苗仙姑神灵附体，下凡拯救百姓。
按苗仙姑的意思行事，把受苦受难的人们互相组织起来，1857年起，暗中相约开了三次会议。苗仙姑说，要到韭菜坪跳花，谁跳得最好，就来当大家的头。陶氏兄弟二人提着菜刀跳，跳一丈多高，跳得最好。苗仙姑说，还要拜旗，三杆旗子放在地上，谁能拜起来谁才是头。其他人怎么也拜不起来，陶新春、陶三春一拜，旗子自然就立起来了。于是，大家就尊陶氏兄弟二人为头。此后，以苗仙姑的名义在毕节、赫章、威宁一带各族百姓中发仙符，一人一张，发了一万四千多张，要求得到仙符的人某天到韭菜坪集中，而且愿意参加打“毒蛇猛兽”的都可以去。
陶新春组织制造了一万多把弩，有手弩、猎弩；弩可见血封喉，杀伤力极强。另外还有弯刀和斑竹刀，斑竹刀是利用斑竹削尖，擦菜油反复烤制而成，轻巧而尖锐。
1860年5月，陶氏兄弟利用各族同胞到韭菜坪参加降仙大会之机发动起义。起义军一举摧毁三个土司衙门，开粮仓救济穷人，深得民心，生活艰难的很多贫苦农民都“跟着陶大哥走”，队伍很快发展壮大。此后兵分东西两路。一路直指威宁城，明攻不下威宁城，就装成卖扫帚的人，混入威宁城后，一声令下，这些染了油的扫帚分别投掷到预定的重要目标，威宁城内四处起火，四处喊杀声，当时城里尽是草房，火势很猛，吓跑了官兵，起义军又去救火，抢救粮食和物品作军用或者分给穷人。另一路攻下黔西北要隘七星关，控制了通往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这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那时起义队伍已经很庞大了，七星关至垭关一线都住满了义军。据说义军最辉煌时有三十多万人，扎营九十余里。
义军之举震怒了清廷，清军参将李有恒受钦差大臣田兴恕指派，指挥湘军、滇军和团勇各一部向七星关进剿。陶新春率苗军坚守月余后，主动撤向毕节县西北的猪拱箐。猪拱箐地处滇黔边界，地势险峻，自然条件非常优越。苗军在此修建房屋，开垦耕地，在险要关隘修筑营垒，派兵据守。不久，李有恒从七星关进至猪拱箐东南峰顶山下，多次进攻未逞。同年夏，太平军曾广依部经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闻讯，慌忙回守毕节。陶新春率领起义军积极配合太平军围攻毕节县城，为太平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李有恒龟缩城内不敢出战。由于长期未能攻克毕节，加之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已率领大军到达四川东南，曾广依决定率部入川与之会合。太平军从毕节撤围，取道黔西、仁怀、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军和太平军伤员退回猪拱箐。
1863年，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太平军经过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军的帮助下，苗军整顿了队伍，逐步建立起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在斗争中，苗军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被封为“太平天国统兵元帅”，陶三春为二元帅。太平军还派周国瑞给陶军作军师。下有十八大将，其中有彝族大将姬斋先生，有二陶的同母异父兄弟熊草果，有女大将项之秀，有布依族大将罗幺大，有杨应再、熊万顺、杨八、张项七、张项八等，顾朝礼为经略，此外还设有掌柜、宰辅、巨帅、礼师等职。这样，黔西北义军逐渐壮大，猪拱箐根据地日益巩固起来。所以事实上，黔西北苗民起义是以苗民为主的一支多民族组成的农民起义队伍。
黔西北义军以猪拱箐为根据地，活动于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以及云南镇雄、彝良、大关、昭通和四川边界地区，与各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不断打击清军。威宁、大定、镇雄等城都被义军多次攻占。据《毕节县志》载，湘军统领（一说云南巡抚）刘岳昭在给皇太后和皇上的奏折中称：猪拱箐“八山环拱，三省毗连，绝顶孤峰，势凌千仞。贼巢纵一十八里，房屋大小三万余间……”
在民间传说里，义军建立猪拱箐根据地之事也有些神乎其神了。义军先在杨家湾的拱拢坪看到猪拱箐是很高的山峰，就派人去实地调查，在山上找水，找到仙水湾的水，先牵牛去喝，喝了叫九声，又牵羊去喝，喝了又叫九声，又捉雄鸡去喝，喝了又叫九声，这意味着人欢马叫，可以扎营上山。说来也怪，陶元帅在山上建营寨的半年时间里，整个猪拱箐全被雾笼罩着，山下一点也看不到上面的动静。待雾散后，上面已是炊烟袅袅，房子从半山腰至山顶像蜂房一样密集。义军上山以后，山下的百姓看到山顶上出现一颗星，很大很亮，出了八个晚上，当时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人们说那是预示着陶元帅在山上要住八年。
在苗族同胞的传说中，陶元帅有两米多高，力大无穷，建营时他在高山上割草盖房，一抱粗捆一把草，捆好就往身后丢，一早上下来，他一个人割了一片山，却一把草也没有找到，原来是甩到40公里以外的毕节城郊东关坡去了，那里的人捡来盖了一条街。
义军另外还在附近的红岩尖山和今赫章境内的海马姑建有据点。各个据点间用铜锣传递信号，用敲打不同的次数来表示不同的信号，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地传递，直到目的地。在附近的山头间，或者山顶与山腰之间，则用斑竹筒埋在地下作为通信工具。几个点之间互为犄角，相互照应，所以能够长期固守。
在苗营大山上，当年的战壕仍然纵横交错。过街楼和环营门，据说当年插满了旗子，而今都成了种满庄稼的土地。只是一百多年后，原来的山神庙还依旧是山神庙，不过盖上了的水泥板，简易的庙房有了些现代元素。乡民们传说，陶元帅经常带人去打猎，经过山神庙时，打得猎物就祭拜山神，空手而归时，他也要到山神庙里，不过他不是祭拜山神，他是去指责山神，用手指弹山神的头，并说：“你何不保佑我猎获点山货？”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信鬼神者十有八九，从敢于指责、戏弄山神这件事上，可以看到义军领袖陶元帅的鲜明个性和叛逆精神。
曾经驻军十余万的猪拱箐，在那八年的时间里是多么热火。而百年沉寂后的猪拱箐就在我们眼前，有些冷峻，有些孤独。不过猪拱箐的故事一直让人们不会忘记。“折戟沉沙铁未销”，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乡民们年年都会从山上拾到兵器或生活用品，最多的是铅弹。每拾到义军遗物，上年纪的人就会给青年人讲起猪拱箐的故事，不过是年代久远，故事逐渐披上了神秘面纱。二营顶上，还有已被打破了的当年陶三春用过的磨子。在当年作为“兵工厂”的山洞里，四千多人在里面熬硝，可惜此洞已被清军炸封，但石岩上还留下12个捣制火药的石臼。
巡抚行营、万里壕等打上当时烙印的地名，在猪拱箐随处可见。五股份子、几股岔、几块坪等地名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据传在战乱中，陶三春带一股军队从煤洞坪杀出重围，边打边走过大小丫口，遭遇五股敌军，展开肉搏，此地就叫五股份子。后又在一个岔道口遭遇几股敌军埋伏，这个岔道后来就叫几股岔。在沿途的一次肉搏战中，陶三春身上多处负伤，几块肉皮吊着，此后这个地方就叫几块坪，逐渐地演变成了鸡块坪。而红岩的得名则是义军与清军大战，死人无数，血水染红了岩石，因而叫红岩，染红了山下的河水，叫红岩河。当年的悲壮和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王长毛来不叫人，
暗投清军害苗民。
哪天元帅抓到你，
叫你狗命活不成。
当地的民歌这样的传唱着。黔西北苗民起义的失败，据传是败在一个叫王长毛的人手上。
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正月，朝廷调云、贵、川、桂、湘五省10万兵力在云贵总督劳崇光、云南巡抚岑毓英(岑公保)的带领下对猪拱箐进行围剿，遭到义军的顽强抵抗。岑毓英见强攻不下，便以一马之地(指一匹马一天以内尽力跑过的地方，这里指土地面积)收买义军马倌王长毛作为内应。王长毛给清军传递信号：“前山无路后山来，顺着毛葛藤爬上来。”1867年6月19日，正当几经血战的义军昏昏欲睡时，清军在王长毛指引下沿后山攀着毛葛藤进入猪拱箐防线内，与义军短兵相接。王长毛见清军一时不能取胜，乘人不备抽刀砍倒帅旗，换上清军旗帜，致使义军军心涣散，无心再战，猪拱箐根据地陷落。山上山下，滚死打死双方人马数万。随后，清军一把火，义军营寨顿时火光冲天，烧了七天七夜。
也有另一说法。苗民义军与清军对峙数月之久，军火、粮食极度缺乏，形势日趋危急。更为严重的是，在起义高潮时迫于形势参加起义的土目，这时大都动摇，纷纷投敌。岑毓英等还根据少数民族“连袂踏歌，此唱彼和，以传心事”的习俗，编写瓦解起义军斗志的歌词，让清军中的苗、彝族士兵“遍山环歌”，致使起义军“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清军利用起义军哨兵轮换吃饭之际，发动总攻。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投敌分子“导官兵自其守处入”，清军大队束草填壕，攻入起义军阵地。经过激烈战斗，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余部退到山顶继续抗击。中午，清军发射火箭，焚烧山顶的房屋和帐篷。
据传，岑毓英带兵十余万人，有钢炮、牛耳炮等先进武器；而义军用的则是弩箭、标枪、大刀等，最先进的是木制的大炮，大青冈木制成，一次可装一斗二升火药，多数是一次性使用，最好的可以用三次，杀伤力也是很强的，一炮就可摧垮半边山，现在的有些山丫口，就是当年大炮打出来的。双方对峙，岑公保久攻不下，就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桃花开和产桃之时都是处在桃（陶）盛的时期，不宜大打。先悠着打，待桃子落完的时节再攻打。又有阴阳给他建议说，山下原有的两个小湖泊是苗营大山的眼睛，要攻大山须先把这两支眼弄瞎，于是岑公保就派人把两个湖泊决口，放干里面的水。
关于陶母也有很多神话的传说。清兵企图通过从山下挖地道袭击义军，陶母用坛子倒置于地，可听到下面清军的活动，就告知二陶，说清军要炸山了。于是囤积山上所有的水，从山上倒下去，把清军火药浸湿了，粉碎了清军阴谋。《毕节县志》亦载：“陶母向传有邪术，每以扇对火照之，即知官兵多少及胜负所在，每验，故诸苗誓死奉之。是日为雷击毙。六月辛丑大军攻猪拱箐计围贼四月余……”
贵州咸（丰）同（治）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崭新篇章，据《咸同贵州军事史》统计，贵州当时十二府、十四厅、十三州、三十四县，有七分之六被各族义军占领过，只有四府（贵阳、遵义、安顺、黎平）、二厅（水城、郎岱）、一州（平远）、三县（毕节、龙泉、余庆）未被各族义军占领。陶氏弟兄领导的黔西北起义雄据黔西北八年之久，是在当时众多的义军队伍中唯一长时期建立了根据地的，在贵州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民族义军之间互相支援，并肩作战，号军何大五，苗军岩大五、祝万春、何玉堂等部都派兵支援过猪拱箐和海马姑。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贵州各族义军中，黔西北义军是与太平军关系最为密切，受太平军影响最深。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太平军曾广依部抵大定、毕节，陶新春的义军与之联合围攻毕节城70天，太平军采用传统的地道战术，“雇苗之善挖煤者于南门外民房内掘进，已抵小校场城脚，克期举火”，开沟引响水滩河水入城，“城中汹惧”，虽几次都被清军发觉未成，却让苗民义军开阔了视野，后来在保卫猪拱箐的战斗中，他们就利用挖沟掘渠，引水灌壕的办法，粉碎了清军的阴谋。太平军为义军传授“击刺”“号令虚实”的作战方法，帮助他们制造武器。苗民义军在太平军的配合下根据猪拱箐的地形，以巨石凿空，内装火药、铅弹，凿口牵出引线后用泥筑紧，制造了一种杀伤力很强的“石火轮”，使用时点上引线即往山下滚。在1867年清军围攻猪拱箐时，义军使用此器仅两天时间，就摧毁清军营垒二十多座，炸死清军官兵四五百人。后来岑公保采用倚半山偏岩、编制有弹性的竹篾垫子搭棚来防御，篾垫子可把石火轮弹下山去。
陶新春义军还学会了太平军的防御战术。他们根据地形，在猪拱箐险要处设兵据守，留小道与海马姑据点相通。布置极为严密，外有二龙关、大丫口、小丫口三隘为门户，“悉置坚垒”，每一战略要地则留一人家看守，据《贵州通志·前事志》载：“家东南者守西北，家西北者守东南，互相牵制，莫敢二心”。同时还学到了作战技术和经验，据余昭《平定猪拱箐苗匪始末记》载：猪拱箐义军“自伙发逆（太平军）后，狡悍异常”，《莫友芝上李中堂书》亦载：“苗性狡诈，每官兵初至，常示弱以诱其深入，前后皆伏悍苗以迎敌，而断归路”。
在苗营大山的山顶上，当年的陶元帅指挥所，尽管是炎炎烈日，呼呼的山风却让我们感到了凉爽。放眼望去，想到“八山环拱”，心里的感觉又与“一览众山小”有了点说不清楚的异样。
俱往矣！一切都走进了历史。只有大山依旧是原来的大山，发生在这沉寂的大山上的故事，尽管过去一百多年了，还是那样的令人震撼。（文/刘靖林 图片来源于网络）
毕节发布
监制：金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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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河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