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文庙
1898年腊月，那艘本因在峡江上搁浅的帆船竟然动了起来，缓缓朝着上游前进。待到近时，才看到有一群人在奋力拉纤，穿着又不似纤夫。原来船上运的是刘光第灵柩，要送回富顺老家安葬，沿途百姓念及刘大人曾经为他们奔走募捐过，自发拉纤，站站相传。
船至泸州境内，因回乡守孝的荣县才子赵熙也加入了扶柩的队伍。他暗下决心，要把刘光第之子鹏年带回北京，亲自培养成才。
至此，因富顺、荣县两地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文人携手，把两县的千古情谊，再次连接在了一起。
光第诗，赵熙字
刘光第
按一般的理解，刘光第乃慈禧太后定下来的钦犯，被杀头之后运回故乡，偷偷下葬即可，但富顺民众却为这个钦犯举行了盛大的公祭，秀才蓝瑞图更是用悲怆的声调朗诵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和痛骂朝廷的祭文。
这似乎是一桩令人费解的事情。要知道，刘光第和戊戌六君子里面的另外几个的家世有很大差别。杨深秀本身就官居山东道监察御史高位，谭嗣同则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林旭娶了重臣沈葆桢孙女为妻，杨锐是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康广仁更不用说，是康有为胞弟。
刘光第是谁？一个没有靠山的寒酸官员。他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全靠母亲一人操持劝学，得到家乡陈知县的赏识。
这个年轻人也不负众望，24岁即中得二甲进士，入职刑部。而刘光第能引起北京官场注意的，却是作为堂堂刑部官员，居然需要业余开设私塾教孩子才得补贴家用。光第的小弟弟光竺，以为大哥在北京做官一定吃香喝辣，跑到北京来才发现每顿芋头加粗粮，光竺满腹牢骚。
赵熙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中进士后入职翰林院，十分敬仰光第，常常到刘家请教。刘光第曾送过他一句：独将诗句拟鲍谢，等闲谈论到羲皇。时常在座的还有另一名富顺同乡，后来被称为四川报业创始人的翰林院编修宋育仁。戊戌后，赵熙和宋育仁分别撰有《刘大夫传》《刘光第传》，均称其“为官无车，雨中泥淖为常”。
除了一贫如洗的家境，刘光第出口成章的诗词文赋也为人称道，甚至在张之洞六十大寿时，同僚一致推举刘光第来写寿序，得到张之洞极高赞誉。梁启超曾说，刘诗在“韩、杜之间”，其实刘的字也是一绝。
赵熙则被公认为晚清第一词人，成都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几个大字即出其手笔。梁启超请赵熙为其删诗，自谓“所学浅薄”。
赵熙
赵熙被誉“士林之鹤”，顶风请命的事，他做了不少。在江西道监察御史任上，他直言上书弹劾首席军机亲王奕励等权贵之腐败劣行，还请为戊戌六君子昭雪。四川保路运功中，被推为京官川南代表，上章严劾四川总督赵尔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及弹劲首席军机庆亲王奕励、肃亲王善耆及湖南巡抚柏文定等权贵。
当然，赵熙更让人铭记的是其一代师表风范。当时四川不少风云人物都出自门下，如吴玉章、谢持、郭沫若等。后来朱德也曾到赵熙处问学，自称“门生朱德”。在家乡，赵熙被视为圣贤，当年川军刘湘、刘文辉交战，双方都商定交火的时候要远离荣县东门，免得惊了住在那里的赵老先生。
只有一丸堪济世，不须方外觅神仙
在刘光第、赵熙之前，富顺、荣县就分别被誉为才子之乡、诗书之乡，两县的人才产出，一直是你追我赶。
早在宋天僖年间，真宗赵恒听说富顺有个叫李见的学者，精通《易经》，下诏要其进京。不料李见平素以“处士”自居，拒不奉诏。地方官只得把他押解上路，可是李见竟然在途中逃走了，以后就不知下落。李见当年在西湖神龟山读书的石洞被称为“读易硐”，成为富顺文风最为聚集的地方。
庆历四年春（1044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一年，对富顺人来说也相当重要，全民集资修建的文宣王庙终于落成。
这还得从两年前，李冕考中富顺第一个进士说起。自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设县后，县里最大的遗憾是400多年都没有出过进士，直到景祐三年（1036年），朝廷选派太常博士周延俊来富顺任知监，办学校培育士子，才有李冕故事。
自此，富顺似乎拧开了才源的阀门。宋代进士67人，明代进士139人。直到明末战乱，文庙残破的境况持续到道光中期，此时富顺在清朝仅出了11名进士，人们认为是因对孔圣不敬之故。
道光十六年（1836年），富顺知县邓仁坤决定重建文庙。恰逢此时山东曲阜县令是富顺人张震，顺利带回了孔庙规制图纸。邓仁坤又从雷波、马边运回巨木，从景德镇定制琉璃瓦，历时四年建成，被称为“南方文庙之首”。
说也奇怪，接着几十年就连续出了20名进士，县里考棚规模弘大，开考之时，竟要坐下两千多人。文庙旁的历代县衙也保持了大门朝西开的约定，独独使文庙专美。
荣县出现的进士高峰比富顺更早。在宋朝，荣州共出了114名进士。其中，王梦易家族因盐业与文学，乡邻敬重至今；宋迈一门六进士，传为美谈；游宦荣州的官员也多了起来，陆游在荣州时，常登临大佛左边的啸台赋诗抒怀，留下了“啸台载酒云生殿，仙穴寻梅雨垫巾”之句。
到明朝，进士的接力棒又交到了富顺手中，“景泰十才子”之一的晏铎和“嘉靖八才子”之一的熊过都晋级了“国家级”，有了“富顺才子内江官”的说法。
很明显，富顺人的性格过于秉直，容易得罪人，在封建王朝中不善游走。如晏铎以御史身份历按两畿、山东，所至有声，却因“言事”获罪，被贬到江西上高县做典史。典史是不入流的小吏，晏铎从翰林院庶吉士到这个位置，换成别人，心中早就万马奔腾了。好在晏铎也是文武兼备，在任上也是井井有条。
和晏铎一样，熊过也是身负才学，心忧天下。他与新都杨慎、内江赵贞吉、南充任瀚并称“西蜀四大家”，同为进士的弟弟熊迟、父亲熊载都曾在读易硐求学。熊载曾有《读易硐》诗曰：“只有一丸堪济世，不须方外觅神仙。”
熊过一生与杨慎交好，先是杨慎因议大礼事件，被谪成云南永昌卫（今保山）。此时的熊过身为礼部祠祭郎中，自然是个烫手的官。不久，就因向明世宗进谏，被贬谪云南白盐井任副提举，后来再被人诬告削职为民回川。熊过和杨慎在京师、云南、富顺都多次相聚吟咏，留下几多佳话。
易学大家、后来到富顺做知县的段玉裁对熊过推崇备至，当然，段玉裁本身就堪称楷模。他从小“铁骨莫支贫”，到“千里为官不为财”，即便七十九岁还不忘告诫外孙龚自珍“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自然是百姓心中的“循吏”。
富顺西湖畔曾有一座晏熊祠，门上有杨慎撰写的一幅对联——“才子出同乡，先后两人，文章千古；生祠超胜境，水天一色，风月双清”。荣县的大佛寺中则有世界第二大石刻佛像，赵熙题诗云：“荣州不让嘉州好，只少陵云风水声。废台文献久无征，宋代题诗屋几层。”
志节胡子昭，御史“黑煞神”
在明朝，富顺呈现出才子大爆发的景象，成化年间，人口达到十二万，成为四川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同时赋税也占到叙州府（今宜宾）的一半以上。几乎在同一时期，荣县的赋税也每年被加了800担，但老百姓不但毫无怨言，还以此为荣。这源于这里出了一个因“抗节不屈”之名“天下知之”的胡子昭，引领了明朝蜀中才子志节之先。
靖难之役，方孝孺高徒、朝廷兵部左侍郎胡子昭，因为不愿被朱棣所用，引颈就戮，留下一首“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的绝命诗。父亲被充边军，妻女俱没为奴，两个儿子被杀，受牵连者达五十八家。甚至家乡百姓也受株连，加征荣县田赋800担。直到南明福王时，胡子昭才被追赠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文憨”，济南、嘉州、荣县、大足等多地建祠纪念至今。
胡子昭之事，激励着四川的后辈们。富顺在明朝的进士，就以御史多而著称。如铁面御史范珠官至浙江道御史，在议大礼事件中，嘉靖帝欲以锡蛇毒刑止谏，范珠毅然解衣裸体，持锡蛇环于身，奏曰：“陛下纳臣言则天下治，不纳臣言则天下乱。”居然打动了冥顽的嘉靖帝，免用刑，还赐联云：“柏府霜栋真御史，黄堂正直古诸侯。”
永乐年间的监察御史郭廉出督云南银矿，廉明有声。有宦官因郭不与过从，欲加谋害未遂，畏罪自尽。郭廉回乡养老后，有宦官来县，地方不堪勒索，郭穿戴官服往之，宦官得知郭廉尚在，遂不敢胡作非为。
到成化年间，“御史一哥”刘本的出现，让这一群体的形象达到高峰。据说某晚，雷雨交加，宪宗朱见深在梦中看到了已经去世的京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本，奏请朝廷对贵州减免赋税。
朱见深醒后大为惊奇，第二天就找人了解刘本生前的情况，还特别下了一道诏书，封刘本为“荣禄大夫”，立庙祭祀。皇帝诏书一颁布，贵州各地就先后建起了“荣禄宫”，老百姓因为塑像是黑脸，就简称为“黑神”。如今在富顺文庙乡贤祠，设有刘本牌位。
虽刘本托梦一说，玄之又玄，但其功绩却是青史有传。他在任贵州按察使时，嫉恶如仇，治狱严谨，多有惠政，自然被百姓铭记。
正如“富顺才子内江官”这个民间说法一样，并非说富顺人不会做官，在明朝，这里就出过礼部尚书李本、李长春，工部尚书甘为霖，但历史上的尚书如过江之鲫，他们做过什么，谁知道？谁在乎？
另一则鲜为人知的事情见于《清史稿》。刚毅监斩六君子，独光第不跪：“未讯而诛，何哉？”刚毅默不应。杨锐呼：“裴村（刘光第字），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时年夏，沱江水暴涨至刘光第赵化老家的明月楼。当年记录洪水位置的石碑，虽已风化，却还在明月楼旁的桂香池畔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