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一”军旗的引导下，参加开国大典的红一师官兵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
在网上检索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的资料，一张黑白照片格外震撼醒目：光荣受阅的步兵方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
当年那支受阅部队，就是第26集团军某摩步旅的前身。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他们，现在在忙些什么呢？近日，记者走进该旅，去探寻“开国大典红一师”的新时期红色足迹。
一场说灭就灭的山火——“这个‘大功日’最特别”
1947年4月12日，七连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率先登上城头，被晋察冀野战军授予“登城先锋连”荣誉称号。从那以后，4月12日，被七连定为“大功纪念日”。
今年的这一天，像往常一样，起床号刚响不久，七连官兵就已经出现在了训练场。
“嘟——嘟——嘟——”急促的哨声把五公里训练打断。“紧急集合！”
原来，驻地附近的沂山突发山火，形势严峻，地方政府紧急求援。数百名官兵闻令而动，奔回各自连队。
“5号预案！”在该连一系列战备应急预案中，5号即为扑救山火任务。
通过常年训练和行动，预案已经牢牢地印在了官兵脑海：行动编组、人员分工、物资筹备、情况处置等内容，大家都弄得明明白白。
七连连长郑炯明告诉记者，营区附近的某山头，已经“被着火”无数次，官兵们总是把它当作假想火灾地，山头冲了一次又一次，山火“灭”了一回又一回，光用坏的铁锹就有七八十把。
这回，不是演练！车辆开出车库，一台台风力灭火机从战备器材库抬出，一个个战士麻利地攀登上车……不到10分钟，部队集结完毕，准备出发。
“指导员，我也想去！”七连战士陈大卫满脸涨得通红，堵在了指导员王熙亮前面。“不行！你都烧到39度了！”
记者采访陈大卫时，这个才20岁出头的小伙子说：“七连的兵没孬种，任务来了决不能往后缩！”
部队到达火灾现场时，好几个山头都烧成了映天红。简单交待之后，官兵们即按既定分工，冲上了一个个陡峭的山坡。
刚起过火的山上热气腾腾，灰烬下四处冒着烟。大家一面灭火，一面清理出一条隔离带。
湿透了的迷彩服，沾满了灰，黏着皮肤，蹭得官兵们身上不一会儿就起了红疙瘩。可是，谁也没有放慢救火的动作。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奋战，山火终于被扑灭。七连的官兵们聚在一起，席地而坐。从早上出发，除了在来的路上吃了一包压缩饼干，他们至今滴水未进、粒米未沾。饥饿与疲惫双双袭来，不少人已是一脸倦容。
“今天是咱连的‘大功日’吧？”人群中冒出一个清脆响亮的声音。指导员王熙亮忽然一个激灵——就在昨天，他还在琢磨着怎么庆祝大功日呢。
“同志们，今年的‘大功日’，竟然是在火场一线度过的。”大家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双眼放光，盯着王熙亮。
“1947年的4月12日，连队的前辈们经过浴血奋战，登上了正定城头，解放了正定城。69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沂山顶，以一场救火的胜利，向革命前辈致敬……”王熙亮越讲越激动，战士们越听越兴奋。
“大功连万岁！”“大功连万岁！”王熙亮的话音刚落，官兵们竟一齐振臂高呼。这声音，雄浑而又高亢，充满了力量，在山间久久回荡……
执行长途巡逻任务。孙江超摄
一次说走就走的拉动——“我们平常都这么练”
“战备演练，作战部队的家常便饭。”面对记者，从作训岗位出身的旅长谭思祥，对战备工作是轻描淡写。
谭思祥向记者讲起了去年6月的一次战备演练。
当时，全旅有的营在海训，有的营在某基地参加演习，还有一部分官兵在营区训练，部队高度分散。
谭思祥在前往海训场的途中，部队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全旅分三路，机动至3个方向，与蓝军部队进行对抗演练。
这是近几年来，这个旅第一次直接被军委“点将”。
全旅上下，立即启动紧急出动预案。不到40分钟的时间，十多个梯队、几百辆载满物资和人员的车辆悉数出动。他们分别通过摩托化、铁路输送、海上运输三种方式，向东、南、北三个方向高速机动。
铁流滚滚，风高浪急，一场千里大奔袭正在上演。
蓝军指挥员怎么也想不到，这群千里之外的对手，到达指定地域的时间，竟比规定时间提前了整整6个小时。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他还因此付出了指挥所被偷袭、自己被“活捉”的惨痛代价。
“听说你们受到了军委首长的点名表扬？”记者问。
“其实，这也只是一场再寻常不过的战备演练。”谭思祥对此显得很淡然，“我们平时也都是这么练的。”
旅有应急指挥所，营连有作战值班室。从作战命令到作战行动，除了一套通畅的指挥系统外，还有部队无数次的拉动和演练。红二连战士候召山说：“我们平时都是三级战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动，反正得随时准备着。”
谭思祥介绍，他们长期担负中央军委和原济南军区的战备值班任务，战备工作是最平常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战备不在于好看，也不在于好听，只在于好用。”全旅20多种战备预案，全部做到定人、定物、定车、定位。他们还把部分战备物资直接放到车上，战备用油直接加到车里，一有情况，打好背包，领了武器，说走就走。
他们还会定期组织战备工作集训，让每名官兵熟知自己在各个预案中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分工，该带什么、该干什么，一清二楚。
“战备工作制度化、精确化了，那一切就好办了。”这是谭思祥抓战备工作最大的心得。他也颇有自信：“我们旅是不怕拉动的，时间紧时又快又好，时间充裕时又好又快，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就能拉得出去、扛得起来。”
听了谭思祥的一番介绍后，记者终于明白，为何他对待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如此轻描淡写。
维和步兵营官兵为任务区工兵提供武装护卫。孟伟建摄
一波说来就来的冲突——“跟着中国营，安全！”
见到杨钊时，他刚从训练场上下来，满头的汗。这位曾经的中国首支维和步兵营教导员，如今又回到了某摩步旅副政委的岗位。
杨钊已经从南苏丹回国半年了，可得知记者要采访关于维和的事，他仍然是一脸兴奋，汗都没来得及擦，就急忙把记者拉到了会议室。
“这次的维和经历，太惊险了，终生难忘！”
时间倒回2015年1月8日晚，冬日的齐鲁大地呵气成霜。昏黄的灯光下，34台步战车等装备车辆缓缓驶入3架伊尔-76运输机机舱。这一晚，30余名来自这个旅的官兵作为步兵营先遣人员，即将奔赴万里之外的南苏丹。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军队早已向海外派出过工兵、运输、医疗等支援保障部队，但成建制派出步兵营的作战力量，这是首次。该营每名官兵在报名时都被告知，他们要面对的，是实打实的战争！
深入战争之地，对生死都有所准备，可这一天的来临，还是突然了些。
去年10月初，杨钊带领长巡分队深入远离首都的蒙德里地区巡逻。4日凌晨，临时行动基地东南方向枪声骤响，各种口径的子弹划破夜空在基地上方交错，有的击中基地院内的树枝，枝叶噼噼啪啪地往下落。
“教导员，打起来了！”警戒哨报告，数十名携带各种武器的武装人员在基地附近的草丛中向当地政府军营地发起猛烈攻击。
杨钊拎起枪便冲出帐篷，组织官兵按照防御预案紧急奔赴各自战位，依托既有工事及装甲车展开防御。
他告诉记者，虽说当了十几年兵，但真正遇到这种高烈度武装冲突，刚开始还是有些慌神。不过，简单调适过后，他对营地进行了重新防御部署，82名官兵被调整为若干战斗小组，对交火区域和武装人员移动的主要方向实施警戒，并随时做好反击准备。他还叮嘱大家，坚决遵照维和中立原则，不受攻击绝不主动开火。
负责在营门口观察防御的七连战士朱凯强，带领3名战士隐蔽在铁门之后，而距离他们最近的火力点，只有30米远：“真的可以听见子弹飞的声音，有时候还会有流弹朝铁门飞来，头上的树枝刷刷地往下掉，子弹噗噗地往土里钻……”
“怕不怕？”记者问朱凯强。
“那种环境下哪能想这么多，我们就是做好隐蔽，然后观察判明他们是否是针对我们。”朱凯强说这话的时候，一脸严肃。
维和的日子充满凶险，一波波武装冲突说来就来，有时候还能持续好几天。前不久，一名外国维和军官还被流弹击中身亡。在国内，军人们还是枪弹分离、入库上锁，而在这里，维和官兵出门枪不离身、荷枪实弹。
“值得信赖的和平力量”“联南苏团所有部队学习的榜样”——这是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罗伊女士对中国首支维和步兵营的评价。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妇女署、儿童基金会等组织在南苏丹活动时，都点名要求中国维和官兵提供保护：“跟着中国营，安全！”
执行任务期间，28名官兵荣获联合国南苏丹代表团颁发的“总司令特别嘉奖”，700名官兵全部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记者在该旅史馆看到，一个印有“中国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字样、填满官兵签名的联合国会旗格外显眼。陈列在数面经战火洗礼的红旗之后，成为该旅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
旅政委李文舸说，几十年前，他们的红军前辈走过两万五千里横穿大半个中国，如今，他们这一代官兵飞越十万公里跨越大半个地球。中国红遇上和平蓝，这支有着厚重历史的红军部队又多了几分国际色彩。
近年来，国际维和、赴外联演、抢险救灾、全域机动等任务越来越多，这支打着绑腿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开国大典红一师”，又迈上了强军兴军的新长征，属于他们的红色新足迹，正在不断延伸……（曾涛、刘俊峰、孟伟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