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日，慈禧召军机大臣进宫议事，所议内容单一，就是选定“溥”字辈中一人承续大统。有人提名溥伟—恭亲王奕䜣之孙，但慈禧闷声不语。待再有人提溥伟时，慈禧脸色不悦，连连摇头。于是溥伟第二次与皇帝宝座擦肩而过。
溥伟第一次与皇帝宝座擦肩而过是在回銮期间，銮驾至开封，慈禧亲下懿旨将大阿哥罢黜，并有将光绪一同罢黜的念头。有人揣摩慈禧的心思，说溥伟才干出众，是“溥”字辈中的佼佼者。慈禧听罢付之一笑，未置可否。有人将这信息透露给溥伟，溥伟认定慈禧的“笑”是对他即将接续大统的默认。
诸军机大臣一进宫，溥伟立即喜上眉梢，身着亲王朝服等待宣召。可惜，一直等到傍晚，仍不见太监临门，他再也坐不住了，干脆直奔皇宫而去。待溥伟赶至宫门时，正逢溥仪坐在轿子里奉召进宫。溥伟紧随小轿正欲进宫，太监伸手拦住了他。正在兴头上的溥伟大喝一声：“好你个奴才，如此大胆，看我往后怎么收拾你！”小轿一进宫，宫门便关了。这一关，溥伟意识到刚才唐突了。
转年，三岁的溥仪登基，28岁的溥伟前往跪拜朝贺。摄政王载沣接见时寒暄勉励，溥伟垂臂恭听，之后道出“名分已定，无须多言，奴子一定尽力报效朝廷”的决心。“决心”道罢，立获嘉奖，载沣称他“识大体，有先祖遗风”“办事干练为朝廷栋梁”，随后经常宣他进宫商议国事，俨然成了没有军机大臣名分的军机大臣。
有一回，载沣、溥伟叔侄议事，溥伟大发宏论，说袁世凯就是曹操转世，想当初汉献帝未灭曹操，最终断送江山。如今“曹操”再现，可千万别走汉献帝的老路。溥伟还献计，可效当年康熙除鳌拜之法，在龙案前摆一缺腿椅子，然后上谕“赐坐”，待袁世凯一坐，势必失礼，接下来就办他君前失礼之罪。
载沣摇头连称不妥，所谓的“君前失礼”也不为大过，无非罚几个月的俸禄而已。接下来溥伟又献一策，说他手中有咸丰御赐的金桃皮鞘白虹刀，待袁世凯上朝之际，他挥刀斩之，为朝廷除害。载沣听后连夸“此计甚妙”。
然而，待载沣就此征询军机大臣张之洞的意见时，张之洞惊出一身冷汗，说：“我也痛恨袁贼，无时无刻不想替先帝报仇。但朝廷36镇军丁，袁世凯手握6镇，而这6镇均为北洋雄兵，驻防直隶，拱守京畿。倘若诛杀了袁世凯，六镇雄兵造反，朝廷何以应对？”载沣无言以对，诛袁计谋只好作罢。
但溥伟不以为然，朝里朝外大骂袁世凯为“曹操”，且四处张扬“曹操”不除，江山不稳。经他这一鼓动，皇亲贵戚纷纷上折，奏请诛杀袁世凯。一时间朝堂之上，赞不赞同诛杀袁世凯成了忠不忠于大清的分水岭。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审时度势之后，以退为进，回归故里钓鱼去了。
突然间，武昌城头打响了推翻帝制的枪声，江南骤变。少了袁世凯的朝廷不知所措，原本就胸无机谋的载沣彻夜难眠。北洋诸镇和朝廷中的袁氏故旧提出了请袁世凯回京主持大局的主张。载沣明知请神容易送神难，可形势逼人，只能孤注一掷。
于是，圣谕出京，召袁世凯勤王。回到北京的袁世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迅速调兵遣将，却又缓进慢行，一边把朝廷玩弄于股掌之上，一边则让革命军成了他的提线木偶，用北洋诸镇要挟武昌，又用武昌逼迫朝廷，他则从朝廷获利，从武昌获名。
在此期间，不甘寂寞的溥伟也没闲着，他挑头组织了宗社党——大清宗亲组成的党，纲领就是反对袁世凯、反对议和。其实与其名曰宗社党，不如直称神侃党，因为每每聚会，无非这位献计，那位献谋，用意当然为大清，但所献之计、所献之谋不是出自《三国演义》，便是源于酒肆中的传说。还有几位老夫子，一张口便子曰诗云，听上去头头是道，细一品什么用都没有。但溥伟觉得挺好，找到了“领袖”的感觉。
隆裕太后和载沣召军机大臣、宗室贵戚进宫开御前会议，专题商讨退不退位的问题。庆亲王奕劻赞成退位：“大清气数已尽，退位可使全国臣民免于战火浩劫……”话语未尽，溥伟便挺身而出，坚决不同意，献上“拖字计”。袁世凯岂会被这小儿科的计谋所骗？
于是，御前会议再次召开。奕劻告了病假，前来参加的大多低头不语，连溥伟也没再献策，只在散会之前慷慨了一句：“有我溥伟在，大清不会亡！”
回到恭王府后，溥伟依然面含愠色，道出感慨：“朝廷懦弱，不足与谋。”第二天，他便离开北京，赶奔青岛，他要跟德国共谋了。可德国人根本不搭理他，于是他转到青岛，想借日本之势力挽救大清。怎料遇上日本间谍，只是想利用他进而达到占领东三省的目的。为此，日本间谍向日本内阁建议，扶植溥伟在沈阳登基，国号为“明光帝国”。
溥伟对此非常感激，欣喜异常，曾身着亲王朝服在日本警察、宪兵的保卫下拜谒沈阳的皇陵，祭奠列祖列宗。此举引出不少议论，有人判断拜谒祖陵是登基称帝的前奏，过不了多久溥伟便是圣上了。可也有人说宣统皇帝尚在，溥伟登基就是谋权篡位。
其实，是溥伟登基称帝建“明光帝国”，还是溥仪复位建“满洲国”，他们自己做不了主，因为决定权在日本人手中。最终，溥仪被弄出天津，现身长春，成了“满洲国”皇帝。溥伟再一次与帝位擦肩而过，但是他那股复辟大清的狂热劲儿并没有就此打住，反倒越来越邪性了。
不知是怕溥伟影响溥仪，还是怕哥儿俩见面争吵，反正一个被圈在大连，一个被圈在长春，日本人就是不让他们见面。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溥仪登基大典之后，溥伟再三要求前往朝贺，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溥伟由大连到达长春。这是兄弟俩最后的一次见面，而且见面的时间极短。
溥伟行过大礼之后，只对皇帝说了两句话：头一句是“名分已定，无须多言，奴才一定报效朝廷”；再一句是“有我溥伟在，大清不会亡”。这两句话对溥仪来说并不陌生，都是溥伟曾经的表态和决心。
溥仪既没挽留，也没委任这位以复辟大清为天下第一要务的恭亲王以实差。是溥仪容不下他呢，还是日本人定下的方略？无案可查，无从考证。次日清晨，吵着要来朝贺的溥伟执意即刻回转大连，好像再多待一天就将大祸临头似的。
此后，但凡有人以帮助复辟大清为名伸手要钱，溥伟立赏不待。就这样，时日一久，溥伟囊中羞涩了。银行的欠款要还，复辟大清的光辉伟业更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溥伟一跺脚，把恭王府卖了。他的理由是：“我殚精竭虑散尽家财全是为复辟大清啊！”
抱着委屈的溥伟于1936年离开人世，想必他死的时候还抱着更大的委屈：“想当年，若立我为帝，何至于社稷被毁！”不知在溥伟垂危之际，是否后悔，是否觉悟，是否认识到他这一生干尽荒唐事？但他这一辈子确实犹如华丽的竹篮反反复复地打水，打来打去财尽人亡，梦却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