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一部看上去就有点冷门走向的电影：黑白画面，文人气浓郁，卡司没有流量效应。题材虽然尖锐，处理上却冷静克制，缺乏话题性。又恰恰挤在了影片质量奇高的十一月，刚上映了几天排片就已经岌岌可危。但我还是想赶在排片彻底阵亡前，和大家分享一些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思索。毕竟其选材与立意绝不小众，如果可以，希望它除了叫好之外，也能更叫座些——
《不成问题的问题》
《不成问题的问题》
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
梅峰执导，范伟主演
1
《不》的故事并不复杂，讲了1940年代的大后方重庆，在一间物产丰富却总是亏损的树华农场中，新旧两个农场主任之间上演的一场明争暗斗。经营不善却因谙熟世故而使上下一切都“不成问题”的前农场主任丁务源（范伟饰），打着全能艺术家旗号却实则虚荣到草包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秦妙斋（张超饰），留英归来务实精干却不通人情的新农场主任尤大兴（王一鸣饰），三个主线人物牵起了浓缩在小小树华农场的一出时代众生相。
在故事的设定里，硝烟四起中安宁稳定的树华农场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但这个说法本身却是一种嘲讽——即使外面炮火纷飞，这里也充斥了一群封闭、守旧、麻木而贪婪的人。作者试图在这个封闭的农场中，演绎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而在一众人物中，丁务源这个角色尤其有意思。他不是传统丑角里苛下媚上的小人，而是真正的无微不至、分寸得宜、处处逢源，一个“你在牌桌上都愿意输钱给他”的人。
他老在说话，而并没说什么。“是呀”，“要得么”，“好”，这些小字眼被他轻妙地插在别人的话语中间，就好象他说了许多话似的。到必要时，他把这些小字眼也收藏起来，而只转转眼珠，或轻轻一咬嘴唇，或给人家从衣服上弹去一点点灰。这些小动作表现了关切、同情、用心，比说话的效果更大得多。
……
“丁主任是个朋友！”这句话即使不便明说，也时常在大家心中飞来飞去，象出笼的小鸟，恋恋不忍去似的。大家对丁主任的信任心是与时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开口，人家丁主任是不会眨眨眼或楞一楞再答应的。他们的请托的话还没有说完，丁主任已说了五个“要得”。
……
大家让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直等到四圈完了，他才强被大家拉住，改组。“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大家没有异议。…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得”也不说了。他自己胡牌，轻轻地好象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胡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地送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输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
你说他油滑世故吧，不假，可这油滑毫不油腻，世故令人熨帖。如果不是站在上帝视角始终关切着农场亏损这一核心问题，你难道不愿意和这样令人舒服的人共事？
于是，在这样一位段位极高的人物口中，农场上下诸人的小问题全都不成问题：股东们不满农场分红太少？不成问题，我总能在物资紧缺的战时给各家送去最新鲜的农产品——当然，东西是农场自产的，做个人情就不必记账了。农场场主太太财务紧张？不成问题，我来操办少爷的寿宴——当然，这钱私下是要农场的帐来填了。工人收入不够？不成问题，私藏鸡鸭蛋、白菜叶剥下来当成猪菜偷偷卖出去这种法子不都能贴补家用么，我自然默许——当然，农场产量受点损失视而不见就是。
就这样，虽然本该盈利的农场持续亏损，但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真真正正得了益，又有谁会去指摘丁务源的不是呢？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的体系下，人、情、事纠缠在一处。丁务源周全了人与情，让所有小问题都不成问题，于是，农场赔钱这个大问题似乎也就不成问题了。
而新主任尤大兴的闯入，打破了这个和谐局面。他精通农业，务实能干。上任后秉持规章，严格杜绝工人们偷懒耍滑假公济私，也从不打点关系。农场盈利了，事解决了，人与情却统统出了问题。矛盾被激化后，人情社会这张大网，网住了一心改革尤大兴。原来“不成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讲到这里不好再剧透下去了，故事中还有很多极其耐人寻味的人物如秦妙斋、尤太太，容我不一一在此展开了。
2
我很久以前读到过老舍的这篇小说，针砭时弊的黑色小品式寓言。故事依托于中国式人情社会，立足国民性，充满政治隐喻，有着在他作品中少见的狠辣笔触。对原著印象蛮深，自然也就没有错过这部电影。
未料想电影本身却远比原著令我惊艳。
老舍先生的小说篇幅很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采取了一种漫画式的标签化写法。对于丁务源的钻营与无能，秦妙斋的虚伪与空洞，农场众人的无知与贪婪，他都有着旗帜鲜明的憎恶。虽特质突出，讽刺辛辣，却难免人物扁平。
而影片保留了原著黑色幽默的底色，却消解了立场倾向，通过展现对时代背景的观察审视，丰富人物立体性格，大量铺陈世俗生活细节，将一则政治寓言，酿成了一出人情世事的浮世绘。群像背后对历史的深切投射，令故事衍生出更为开阔的格局。
丁、秦、尤，乃至于工人、会计、股东们及其家属等一应人物，前因未提，背景模糊。来到这个世外桃源的树华农场，每个人都几乎与现实脱离。但他们为农场带来的变化，却都隐约映出了人物背后巨大的冰山。
拿影片对主角丁务源的塑造举个例子。
影片开头，丁务源对镜排练“三太太，肥鸡肥鸭给你送来了”。排练完毕，脸上堆着的笑便轻轻收住了。这是人物定调。
而后遍观全片，在股东们面前唯唯诺诺的丁务源是神经紧绷的，在工人们面前随和通融的丁务源是强压怒火的，在秦妙斋面前阔谈艺术的丁务源是虚张声势的，只有在和小助理一起时候的丁务源是放松的。可就算是这样，在许少爷的生日宴上确认自己要被辞退时，他还是需要自己一个人待在寂静无人的园子里，抽上一支烟。而回去后面对寿宴留下的巨大账务缺口时，也不得不掏自己杯水车薪的钱贴补一二。
看似如鱼得水，实则冷暖自知。这些都是原著中只笔未提的。
而影片对这个人物更意味深长的改动出现在电影过半时。原著中丁务源在尤大兴初来乍到时失踪了一段时间，一则是利用秦妙斋借刀杀人，二则是拖着不交接主任事宜，跑去重庆用人情给自己疏通出了一个副主任职位。欲擒故纵，城府深沉。而在电影中，却变成了这样一段看似离奇又突兀的情节：
素来形象严谨滴水不漏的丁务源，满身狼狈失魂落魄地回到农场，对秦妙斋讲述自己失踪这段时间的经历：“我在重庆喝了点酒，夜里坐渡船回来，打起了瞌睡，竟然掉进了江里，我在江里飘了一夜，却一直没有醒来，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第二天早上，江边的农民救了我上来，我在那村上住了两天，体力恢复了才往回走。后来我走了好长的山路，一路辗转才归，这路上，我想了很多，这农场的主任不给我做，也就罢了。”
在这一刻，那个拿捏分寸、步步为营的丁主任像是被一个荒诞失序的意外裹挟走了，恍恍惚惚中，从当下的时代与社会逻辑中挣脱出来，垂目自审，质疑了意义与存在。
——虽然这出离只存续了片刻，便被秦妙斋一句“我有办法斗倒尤主任”拉回了算计与钻营，但这也正是动荡的大时代下，人们深埋于心、说不出口的一点挣扎吧。深沉老到如丁务源，亦莫能外。
至此，丁务源不再是一个脸谱化的反面人物。他这个在特定社会体系下运转着的小小齿轮，只是是因着格外润滑而格外有代表性些而已。可说到底，也不过只是一个竭力生存于规则中的个体罢了。
“咱不管谁好谁歹，谁是谁非。”
丁务源的这句话，在原著中是小人物的辩白，而到电影中，成了一句无可奈何的留白。
3
最后想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聊聊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用范伟在金马影帝获奖感言的原话说，“拍得很淡，演得也很淡”。所谓淡，在我看来，大约是冷静兼克制吧。导演梅峰在访谈里有过这样一段解释：
小说里是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图，我想去意识形态化，对故事本身不加政治判断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把人物生动而丰满地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这么存在，将这层东西做出来就好，有这个感觉之后再铺陈来自世俗生活的细节。……而不是一上来先标明立场。所以这个电影运用的电影语言也很冷静，是观察式的。
……
文人电影会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察，不再把仅仅讲一个故事当成唯一的追求，而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和时代的关系是什么，不是简单的批判。因为社会经济伦理结构带来的变化给人的影响…很有意味的。
正巧在看这部电影前我在重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其中有一篇讲的恰恰就是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结构。电影的包裹在众多细节下的核心冲突——“人情事”，就是根植于这一特殊社会格局的。
《乡土中国》中定义了两种社会结构：以西方为典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乡土社会沿袭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如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每根柴都有其确定所属的把、扎、捆，界限清晰，权责明确。而“差序格局”则像是丢石子入水时水面一圈圈推出去的同心圆波纹，越推越远，越推越薄 。这种差序格局具有两个特点：自我主义（以个人为中心衍生的社会关系网，每个网罩住的人都不尽相同），富于伸缩（中心势力决定圈子大小）。
拿乡土社会中的地缘关系来举个例子：在传统的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即“街坊”——喜事清酒，丧事助殓，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这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街坊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有比邻的三两家。这种伸缩性在亲缘关系上也如是。《红楼梦》中的贾府，盛时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至于宝琴岫云一些拉得上亲戚的都可容下。可后来败落式微，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
差序格局的特性与儒家思想推崇的“人伦”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伦，就是有差等的次序。在这个社会结构中，顺着同心圆的伦常，从己到家，从家到国，从国到天下，是一圈圈推出去的。这与《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条理上是相同的。前者向外，后者向内，但依循的都是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我们不难推出差序格局对乡土社会思维逻辑与运行方式产生的两个影响：
公私群己的相对性：不同于西方社会权利义务界定分明，在差序格局里，公与私的界限是相对而言的。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 —— 牺牲大团体，也可以是为了小团体的公，因为群己之间，本就没有清楚的界限。表现在电影里，在所有人的小问题（切实利益相关）都“不成问题”后，几乎没有什么人真正在意着农场的亏损——这是电影荒诞幽默的内核——但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农场这一层的团体利益，已经薄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人治社会：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基于此，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所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
这种人情社会，从社会结构来看其实是更为稳定也更适宜中国传统农耕经济的。只是在经济发展、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人情社会这种社会分工程度低、交互效率低、流动性弱的社会格局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从而由中性的“国民性”演变成了贬义的“劣根性”。
（文章原名《差序格局》，有兴趣可以找来读读看，应该会在观影时有些全新的视角。我在这里只提取了少量的相关概念做了一点分析。）
说到这里多提一句，电影对尤大兴这个人物其实也是做了一点微妙改动的。
在原著中，尤大兴留学归来一腔热血，是一个讲究科学与法理的绝对正面人物。但电影里他的出场形象由原著的“光着头，穿着一身不体面的西服，手里拿着一个旧洋瓷的洗脸盆”变成了制式齐全、礼帽提包的精英形象。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台词：“这群人就像未经开化的虫子，只配听话！”其言下的傲慢与脱节，放在时代语境下，是不是更像自诩文明先进的西方列强？觉得中国人只配依着他们定下的规则， 不配得到平等的地位。
自此，这个故事在电影里的焦点从政治批判微妙地转向了文明冲突。丁务源和尤大兴之间不再是单纯的落后与先进的对立，而是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角力。
中国的人情社会体系并非有着天然的原罪，只是渐渐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展现出诸多的弊端与桎梏，从而受到以尤大兴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秩序的冲击。体系本身并无优劣对错，只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有不同的偏重取舍。
老舍先生在亟需改变的时代批判了劣根性，而电影则避开了道德审判，选择从后世客观的视角去审视了国民性与时代变革。
故事是同一个故事，意味却全然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