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呈现给我们的，是独属于时代的残酷和超越时代的人性矛盾。
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但是整场电影下来，我没有哭。周围有人抽噎着，有人拿抽纸抹眼角的泪水，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投入到剧情中，甚至想刻意地发动感官去感受那段离别、那段重逢、那残酷和那悲伤，但最终我还是失败了，眼眶没有湿润，胸腔里也没有淤积着想发泄的感情，因为我始终盯着电影里、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东西——善良，这个关于人性的重大命题的讨论，是这部电影给我们呈现的最深刻而矛盾的焦点。电影并没有用过多的时间展现出善良的样子，而是从一个不善对待善良的角度去剖析。
善良的代言人，刘峰，一定有个淳朴善良的家庭，我们大约可以想象得出，做木匠的父亲，好学聪慧的刘峰，边学木匠活，边听父亲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做好人，不可以学坏。善良的品性在文工团里得到了发挥，别人眼里的刘峰是活雷锋，他内心的自我认同感也基于此。但别人更认为他是傻子，傻到连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都要奉献出来，让人觉得他善良到缺乏性格。
刘峰不缺乏自我，但是他的自我实现也必须借助为他人的奉献，才能达到他想要的自我。对于妻子的背弃，他归因于自身的问题，将本该是对于妻子的道德责难转化为责备自己的无用。他觉得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是为了满足他内心觉得更大的自私，实际是为了他幻想的那份他觉得必然成功的爱情，一个人决定了本该是真正处于爱情中的人才会有的选择与牺牲。
这份自我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缺乏对于现实的真实感受的爱情，把爱情的希望甚至未来生活的希望都寄托给了他所坚信的善良。也许，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人类美好品质的化身。刘峰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我们不能否认善意与善行的无上价值，这也是人性绽放出的最坦荡光辉的硕果。我们也许能理解那些毕生致力于奉献的人，但是鲜有人可以做到。因为，“好人”也对所处的时代有着特殊的要求。
电影中，好人的失败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善良被时代辜负了。善，也不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忘我的奉献攻克不了爱情的难题，更换不来生活中的物质保障。至少我们在做出善行和奉献时，不应该抱有这样的侥幸。这是电影刻画刘峰这个人物的核心矛盾，也是时代的真实写照。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主人公何小萍，是这部电影呈现给我们的另一思考。何小萍的父亲在政治运动中被下放，母亲改嫁后她被迫改姓，可以想象，她所遭受的欺辱与不平，给她的成长带来何种程度的创伤。然而可贵的是，她是一个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具有独立意识与反叛精神，爱憎分明。当舞蹈老师在众人面前说，何小萍是她特招进来的，问她能不能来一段时，为了感谢舞蹈老师善意的赞扬，她不顾一路辛劳和刘峰的劝阻，一定要跳给大家看，当摔倒在地也要再起来接着跳，久违的善意让她心潮澎湃。后来，她饱受周围人的欺辱，文工团也一直没给她跳A角的机会，在表演缺人的紧要关头时她宁愿装病不愿顶上去，与其说这是为了刘峰而做的抗争，不如说她已经坚定地想离开这个没有了善意，只剩下痛苦悲伤的地方。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她是游离的、失范的。她不愿意与人交流，不和战友说一声就偷拿军装拍照，并且当战友拿到证据责问时，她也矢口否认。她不注重自己的形象，汗臭味熏人，到后来演变成矛盾的焦点。但是，战友过分放大这些问题，严重到侵犯她人格尊严时，表现出的又是人格的丑陋与扭曲。
善良本属于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会有善良的一面。但当某个人因善良的人性得到社会主流的强烈推崇，他生活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围绕着善良和奉献运转，对善良的追求像宗教信仰一样极端崇拜时，也许那个不属于常人或是青年人该有的单一特质就会加速幻灭。何小萍，最终也没能逃脱刘峰式的悲剧。在被捧上英雄位置后，她垮掉了。
文工团里的那群年轻人貌似是刘峰与何小萍的对立面，缺乏善意，偶尔还会有些麻木不仁，但是电影想表达的，并非对他们的苛责。《芳华》并没有刻画一群超凡的人，也没有想着塑造完美的超现实环境。何小萍的那张照片，粘贴到一起也消除不了裂痕。无论哪个时代，立志做好人的年轻人，成长时都会遭受创伤。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善良人们的倾诉，是一支纵贯历史的咏叹调。
即使受尽伤害，电影最后仍然给我们一丝希望。不被善良对待的人，更容易体察到善良，也更会珍惜善良。两个落难的好人，仅剩彼此，相互依偎，既是对这个缺乏普遍善意的世界的无声嘲讽，也令善良的人们，胸存挺身面对此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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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探索与争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