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冲樽俎任首席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前七轮当中，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使得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他们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愿望是不可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英谈判就此一帆风顺了。第7轮会谈后，英国驻华大使、谈判代表团团长柯利达奉召回国当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继续主管香港的事情。英国换了伊文思大使当谈判代表团团长。这时中方也决定换马，1984年1月25日，第8轮会谈时就让周南接替姚广当团长。中英双方代表团原有的团员都没变。
按照习惯做法，每一轮正式会谈只有两天。会谈时，中英双方都一本正经地做正式发言和评论对方的发言，很难深入交换意见和进行磋商。鉴于此，周南担任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以后，增加了双方私下的接触和非正式磋商。英国人的谈判方式是典型的“迂回战术”。对我们提出的基本方针，他们并不明言反对，而是在每轮会谈中，针对每一项议题，掏出几页纸，大谈他们对中方提出的每一条方针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实际上就是要损害中国的主权，维护他们在香港的特殊利益。
这一阶段会谈中涉及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方提出的协议文件草案中明确讲，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英国方面竟然要求删掉。我们说，香港不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难道还隶属于大英帝国政府吗？不行，一定不能删掉！英方还说要在1997年6月30日把香港政治、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给特区政府，想绕开中央人民政府，来个“私相授受”。我说这怎么行！香港是英国从中国手中抢走的，按照中英协议，理所当然地要交还给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绕过中央政府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英方一定要把香港政治、行政管理权先交还给中国中央政府。因此，在1997年6月30日晚上交接仪式上，大家可以看到，英方是先把香港政治管理权交给中国，然后中国中央政府再把高度自治权授予香港特区政府。
2、外交问题。中方主张，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领事馆，但不能设大使馆。英方却不同意，要求在香港设高级专员公署，即highcommission。周南在英联邦成员国工作过，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英国把其设在英联邦国家的大使馆叫做高级专员公署，以表示它的特殊地位。于是，周南说，你们提这个是什么意思？知道你们只在英联邦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而且只是在那些国家的首都设立。将来的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区，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究竟是什么想法？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后来，英方看这招也不行，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
3、特区政府的官员问题。这个问题在拟定12条基本方针的时候，没有完全讲清楚。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应该讲清楚，可以保留一些外国人当港府顾问或者低级官员，但港府主要官员必须由在香港有长期居留权的中国人担任。这些“主要官员”指的是特区政府的司长级别的官员。这才能体现香港的回归，要不然还是外国人统治啊！英方就想改这个东西，谈判中要求规定外籍人士可以担任港府行政的高级职员，即司长级官员。我们说这个不行，如果那样的话就等于除了特首是中国人之外，其他的高级职员还是英国人，照样是英国管治，那不是又跟你们撒切尔夫人的“主权换治权”一样了吗？我们把英国人的无理要求打了回去。
4、另外，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驻军问题。在同意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其中首先是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英方却又百般抗拒，说中方一旦驻军，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对这个问题，周南代表中方在谈判中明确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英方反对驻军毫无道理。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国斗的时候，会场外出了一个纰漏。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香港记者找到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说香港老百姓怕中央政府驻军，中央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人不熟悉香港问题，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句：也可以不驻军吧！结果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领导讲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见之前，允许记者进来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见前，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同志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发一条消息，辟个谣。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我一上班，伊文思就来电话，说奉英国政府之命紧急约见。周南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伊文思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他当时说话很紧张，有点像唐朝韩愈讲的那样“口将言而嗫嚅”。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批评了有关人士，说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件事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震动，我们很关注。香港人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周南说：“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灰溜溜走了，真实地把我们说的话传回去，从此没有再提驻军问题。
驻军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对解决驻军问题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小平同志还曾讲：“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