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我说你功夫有多深,师父有多厉害,门派有多深奥,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错的,躺下喽,站着的才有资格讲话”
——电影《一代宗师》台词
文 | 大行西域 田坤
图 | 王可伟 网络
武是什么？
隐藏在汉字中的哲学智慧告诉我们：止戈。
何以止戈？
有些武林大师们说了：以德服人，以不争为最高境界。
深谙斗争规律的毛泽东虽非武人，却说了一句揭露了武之真谛的话：“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正是中国兵家、谋略家自古以来的战争观。
写到这一篇的时候，笔者想起了数年前，昆明火车站那场惊世骇人的暴恐袭击事件，8名暴恐分子，以刀具等冷兵器作为工具，对现场上千民众展开杀戮，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造成近两百人的惨重伤亡。
事后，有数百民众举着鲜花和蜡烛，在前一天血流成河的行凶现场摆出爱心的形状，“昆明不哭，昆明挺住!”他们这样说道。
那语气仿佛是一场自然灾害刚刚发生了一样。
（1）气性之争
历史上的汉与匈奴，是气性决然不同的两个民族。
以今人来想，想必是汉代表的农耕一方文弱狡猾，匈奴代表的游牧一方憨直勇猛。
也不奇怪，依照《狼图腾》这种自我阉割的文化论断来看，匈奴人的游牧属性先天就带有“狼性”的正义。而狼性，正是当代商业社会超热的成功学信条之一。但可惜的是，狼这种牲畜，在匈奴与汉人的文化观念里，地位都不甚高。
汉与匈奴之争，绝非狼性与羊性之争，实乃人性与人性之争。
《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作为汉人一员，对匈奴人的大段描述首先是非常直观的礼俗之别。
“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妻其嫂子。”
“有名不讳，无姓字“
“有贵壮健，贱老弱”
早熟的华夏文明让中国人早早形成了一套伦理体系。这一套体系服务于当时日趋完善的社会结构，让中原大地最大程度的减少了社会的内耗，只要有一个和平的发展空间，人们就可以过上平和富足的安定生活。
这套伦理体系是：敬天法地，亲亲兼爱，尊老扶弱。
而匈奴人的伦理观，几乎每一条都站在了汉人的反面。
当时一名叛逃于匈奴的汉朝叛臣对匈奴人的这些伦理特性做出了说明和解释，认为匈奴人的这种伦理关系是匈奴社会的游牧结构决定的：
为什么在社会地位上重视壮健和青年，轻贱老人和弱小？
“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
为什么没有尊卑有序，彬彬有礼的社会关系？
“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
为什么会出现与母亲、嫂子结亲的乱伦行为？
“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
冷兵器时代，一切社会关系的构成最后都会反映到军队的气质之上，汉与匈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军人气质：
司马迁描述匈奴军队的时候非常惊讶，他们“苟利所在，不知礼仪。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不羞遁走，这种无纪律脱逃，令人蒙羞的战争行为，对经过春秋战国洗礼的中原军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
另一位汉代政治家晁错总结了匈奴军队与汉军的战法特点，又进一步的印证了双方军队的这种气性之别。
晁错认为匈奴的军事优势有三：1、适应各种恶劣地形的马匹；2、骑术与骑射技能；3、忍耐饥渴的能力（此一点反映的实际是游牧民族不依赖后勤保障的战争成本优势）。
而汉军优势有五：1、平原对垒的野战优势；2、远程武器的射程优势；3、武器装备的质量优势；4、长短兵组合的结阵优势；5、马下步战的肉搏优势。
直观而言，汉人多约束于礼法，自律，善摆堂堂之阵。而匈奴则多出于生物的本能性，而缺乏约束性，是一支游击之军。究其原因，或与中原和草原两种不同形式的生存结构有关：
华夏民族自步入文明以来，从团结纪律中收获了生存的规律：分工和纪律是打败野兽和敌人的法宝。利群主义几乎是所有伦理哲学的必备前提。而匈奴人在草原上残酷的弱肉强食中，也进化出了他们的生存法则。正是这套生存法则，让欧亚大陆漫长草原带的游牧民们，合则集群略地，离则自相烧杀。
这套实用主义的生存法则颇有犬儒之风，却绝非——“狼性”。
虽然是千年之前的价值观交锋，但这种交锋在今天也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当今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多有亲近 “蛮荒”、“自由”的倾向，摆脱群体的束缚和文明的拖累，精神裸奔于芳草地的自由是诸多现代人的梦想。
但若对这种梦想进行不加分辨的选择，就很容易出现小清新们奔向ISIS怀抱的脱轨现象。
个体高度自由发展的现代人倾向于犬儒，其实不难理解。但对群体秩序的极度依赖，又让这种犬儒精神难以自圆其说，处于此种纠结之中，“爱“这个既能彰显个体之大，又不悖离社会公义的万能概念就诞生了。
“爱”出现在当今社会所有的文化现象里，“爱”也几乎与当今社会所有的文化冲突有关。“爱”是成年巨婴们的AD钙奶，“爱”也是消解一切恐惧的万能魔药。
不哭，挺住，毕竟，世间有爱。
和亲，是汉朝人想出的，与匈奴相处的最有爱的方法，但“爱”没有感动匈奴，他们手一痒，荷尔蒙上脑，烧杀就又来了。
看到“爱”没有解决问题，汉武帝才说了那句话：“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
当匈奴人真的被王昭君感动，开始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与汉朝边民相爱相亲的时候，“寇往，我复亦往”的汉朝军人，已经出塞打了快一百年了。
▲ 王可伟油画作品 《昭君出塞》
▲ 王可伟油画作品 《杀胡》
（2）、横死之朝
秦汉之人，多不畏死。
秦汉士人，故多横死。
翻开史记，汉书，我们惊异的发现，汉代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多不得好死。汉代中上层人士的自杀几率，远远大于后世。而政治斗争的血腥残酷，亦让今人叹为观止。
西汉前期，陈平、审食其、周勃、申屠嘉、周亚夫等位极人臣的丞相之中，善终者不过陈平、周勃等了了数人，而廷尉、御史、将军等高危职业，更是容易爽一把就死。汉朝抗匈名将，死于沙场的寥寥无几，大都死于自杀（李广、周亚夫），内斗（李敢）、逃亡（李陵、李广利）、牢狱（公孙贺、公孙敖），几无人可得善终。
这些现象反映了什么呢？
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嗜血；其次，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人轻生死的死亡观念。
先秦灵魂不灭的生死观念在汉代得到了更具象的发展，汉代朝野上下，厚葬之风和鬼神之事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问苍生问鬼神”，正是汉代独有的特色现象。
阴阳五行说的盛行，让汉人在想象之中塑造了死后的灵魂世界。汉代诗歌中，“嵩里”是个高频词汇，而“嵩里”，就是汉人们想象中人们死后的往生之所。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极周以远，层云郁冥冥。梁父亦有馆，蒿里亦有亭。幽岑延万鬼，神房集百灵。长吟泰山侧，慷慨激楚声。”
——陆机·《泰山吟》
汉朝立国，起于微末，刘邦以乡间豪强的出身，在一群失落贵族，怀才不遇的士人，粗鄙乡党的簇拥下，从一场绵延百年的战火中崛起，其贵族精神是尚气，粗鄙，村俗，任性的。
汉代政治斗争常有因小怨而生大祸的事例。这也是汉代贵族多横死的缘由。
而汉的中层，又是先秦士风的延续。
在汉代，大批人才通过“郎官”制度，以草根之身，步入朝堂，在皇帝身边受到重用。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田蚡等人。而汉军三支精锐：郎官、南军、北军，又都来自于中产之家以上的“良家子”，这些出身社会主流家庭的士兵一直是平乱先锋，安定政治环境的守护者，终汉一朝，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历史学家认为，汉代的这种郎官制度，是先秦门客制度的发展。
士者，《说文解字》曰：士，事也。依附于战国时代的门客制度，士们在“大人”的带领下，发挥出各有的专长。有的著书立说，所谓学士；有的长于辞令，所谓文士；有的辩才绝伦，所谓辨士；有的武艺高强，所谓武士；有的力大无群，所谓力士；有的出谋划策，所谓谋士……
但这并非士根本性的存在，士的根本，是在道德上有一套自己行使的准则和洁癖。
当代人多不理解一代名将韩信的诸多作为，为何他明明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在项羽、刘邦手下动辄就因为不被重用而逃走，却能忍受漂母救济，寄人篱下，和无赖少年的胯下之辱。
为何要他在战事紧急的时候要挟主上，求封齐王，但当项羽对他提出“三分天下”的提议时却断然拒绝，以致被吕后杀死，落得个兔死狗烹的结局。
▲ 王可伟连环画 月下追韩信
但若将韩信与秦汉之际的养士制度结合起来，他那种寄食行为和执拗之举就可迎刃而解。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与后来在日本发扬光大的武士文化一样，秦汉之士，“士可杀不可辱”，“二桃杀三士”、“田横五百壮士”……
食人之食死人之事，是他们“轻生死，重然诺”的士人风骨。
不怕死的汉朝人立于荒野，地方天圆，他们本性蛮勇却心向斯文。
今人常常将蛮勇与斯文分为两个概念，但其实蛮勇与斯文只是人性的两层表皮，入于厅堂则斯文，放归荒野则蛮勇，这种精神本同时的存在于普遍的人性之中。蛮勇代表了人性本身偏向于天性和动物性的部分，斯文则代表了人性中养成的戒律和自尊心的部分。
与文明缔造初期的美国一样，清教徒们有着规律严整的生活方式，有着简单而确信的精神世界，而这也是文明缔造初期的汉帝国，所呈现出的样子。
如王可伟先生油画里的那样：他们粗糙，简单，在阳光下暴晒着自己紫棠色的脸……
这才是汉时祖先们的本来面目，浑浊，率真，天然，质朴无华，而又无所畏惧。
秋叶散开
心死复灭哀
泪已明白
魂归兮魄败
——歌词来自黑色金属乐队深山Deep Mountains的歌曲《远山》
▲ 王可伟油画作品 《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