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最后六年，他内心也纠结了六年，他曾经成功过，甚至成功到可以政变的地步，却又壮士断腕，明哲保身；他曾经退却过，甚至退却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却又宦海涅，备受重用；他从未放弃过为国家奋斗的真诚，却在最后与“爱国”无缘。
曾国藩
1866年，被撤掉剿捻钦差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到晚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已经腐败不堪，各地官场黑幕重重。曾国藩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政治现实，他到任两江之后，全面改组了两江各级领导班子，各个位置都换成了自己觉得是“能做事，不爱钱”的湘系亲信。
曾国藩自己心里明白，湘军子弟之所以豁出性命跟着他干，并不是因为什么坚定的信仰，只是图个不参加科举考试也能进入公务员队伍，找个乌纱帽铁饭碗。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不出现大变动的前提下，纵使清廉的官员到了那个位置上，也要跟着大家贪污腐败，否则就难以在官场上生存，这是潜规则。
但是，如果腐败到行政体系已经难以正常运作的时候，就需要抓一个“表示表示”。可是大家都腐败，抓谁不抓谁就成了一门学问。曾国藩请教他的幕僚赵烈文，赵烈文表示要抓就抓丁日昌，因为丁是个腐败“先进典型”。
李鸿章
但曾国藩想动手的时候，发现已经力不从心，因为丁和李鸿章走得非常近，李又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丁日昌一边贪污，却又把李鸿章每月所需军粮办得妥贴，曾国藩已经被官场拖入到另一种纠结当中，这么明显的一个贪官，一旦反了他的腐败，势必影响剿捻战事，如果不反他的腐败，又如何去整治别人？曾国藩在两江的反腐大业终究还是被政治体制紧紧地捆住，不动则已，一动全盘棋子将一起陷入混乱，那就只好让他一直腐败下去。
曾国藩虽不贪钱，却也接受下属的“进贡”，之后把这些钱集合起来给自己建了个小金库，用小金库的钱公款吃喝、迎来送往，又接着给自己的领导“上贡”，却从不把小金库里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他是官场潜规则的遵从者，自己却又游离在“清官淘汰定律”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