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是人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数量不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或目的，永远地告别了祖祖辈辈生长繁衍的故土，踏上另一方陌生的土地，去开始和开创另一种生活。前途未卜，世事茫茫，古今中外的移民几乎都蒙上了一层悲壮的阴影。
四川历史上，大的移民事件先后有多起。首先进入视野的是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从而拉开了秦国（后来则为秦朝）对四川开发的序幕，开发的一大内容就是向巴蜀移民。
秦朝建立之后，政府下令把一批六国的工商富豪和能工巧匠迁移到巴蜀，北方先进的冶炼技术就此进入四川。善于经商的一些北方家族，如赵国的卓家，齐国的程家来到四川后，他们精明地看到了四川丰富铁矿资源中的商机，于是招募人员，开铁矿，炼铁器，一举成为巨富。后来西汉时的才女卓文君，其祖上就是秦朝时不远千里从外省来到蜀地的移民。
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元朝初年。宋元鼎立之际，守土的宋军和南下的元军多次在四川交锋，有的地方形成了长达二三十年的拉锯战，四川成为全国受兵患最严重的地区。如公元一二七九年，元军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四川在元军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八十万人。元朝的统治在四川确立以后，四川也像一个大病初愈的老人，缓慢地恢复元气――恢复元气最主要的举措就是元政府以屯田的方式，动员人口较多的南方各省向四川移民。
随着大量移民入川，不仅原本人烟稀少的巴蜀大地上又渐次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村镇，棉花这样的经济作物也由移民引进四川，开始在长江流域大量栽种。
第三次移民发生在明朝初年。纵观中国史，我们会发现，每逢改朝换代之际，天下往往都陷于大动乱之中，而这种大动乱必然导致人口锐减。
元朝末年，四川不幸又一次成为大动乱的中心之一：首先是红巾军领袖之一的明玉珍入川，战事多年不断。一三六三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建国号大夏。正当四川开始由乱而治时，不想明玉珍于一三六六年病死，其年幼无能的儿子继位，大臣互相残杀，已初步荡平中原的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傅友德西征取蜀，四川又陷入战火之中。
经过长期战乱，明朝洪武五年，即一三七二年，四川只有人口八万四千户。经过了源源不断的大移民之后，洪武二十六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二十一万五千，也就是说二十一年间，居民户口扩充到原来的三倍。如果不是大举移民，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绝对不可能的。随着大量人口入蜀，明朝地方政府还派人重新疏浚了年久失修的都江堰，并如同元朝一样实行了屯田。
上述三次向四川地区的移民，都曾经对四川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若说到规模的宏大和影响的深远，却无法和清代的移民相比。在民间的语汇里，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湖广填四川”。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两千多年来，四川一直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好地方；一直是沃野千里，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虽然少数战乱年代，四川也曾遭到极大破坏，人口急剧下降，但像明清交替时那样的惨烈，却是史无前例的。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烽火四起，再加上长达数年的饥荒，以及随后清军入关，与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残余势力之间展开了血雨腥风的拉锯战，大半个中国都陷入了混乱之中。一向因偏安于西南而往往成为避难之地的四川，这一回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从当时和稍后留下的种种记载来看，四川如同悲惨的人间地狱。
伴随经年累月的战争的脚步紧紧逼来的是大饥荒和大瘟疫。由于兵火连年，农民不敢耕种，粮价竟然高达每石谷子要五十两白银，更多时候则是有价无市――有钱也买不到所需的粮食。为了活命，没有饭吃的人只好把活人杀掉腌成肉干用以充饥，饥民相食的惨剧各地都时有发生，而失职的政府却完全无能为力。
至于大瘟疫，则是大屠杀的副产品：大量人民死于非命后，尸体无人掩埋，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腐烂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从而成为瘟疫的源泉。原本就十不存一的人民再经一劫，所余更是寥寥无几。
据康熙二十四年，即一六八五年的人口统计，虽然此时距甲申年已过去了四十一年，四川人也已得到了三十来年的休养生息，但人口仍然只有区区九万余。
地近成都的温江，本是四川物产最丰饶、人丁最兴旺的上县，素有金温江之称。一六五九年，该县清查人口，仅仅只有人民三十二户，男丁三十一名，女丁二十三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新都县地处成都正北要冲，所受荼毒亦惨烈无比——清政府委派的首任县令对该县人口的统计表明，该县仅存六百零三人。
成都是一座早在汉代就繁荣异常的大都市，人口众多，城池高大，但经过明清交替时的大动乱，到清军进入成都时，这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都市竟然只有区区几十户人家。至于整个四川，清朝顺治十八年即一六六一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一万六七０九十户，总人口还不到九万。
那时候，曾经繁华的大都市成都基本成了一座废都；没有被烧毁的高大建筑依然挺立，却已破旧不堪，街道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荒草，大白天里老虎竟然从城外慢慢走进城里，漫不经心地躺在城墙根下晒太阳。
对此，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总结说，四川自从汉唐以来，一直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可经过了明朝末年的大动乱后，人口已经稀若晨星。
人口锐减，经济处于崩溃状态，要想重建四川昔时的光荣与梦想，要想让这片业已被大动荡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土地重新回到人间烟火的生机之中，就必须由政府组织向这方曾经沃野千里，现在却长满杂草杂树的土地移民。
早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的清朝顺治十年，清政府就在四川实施了招民垦荒政策，但收效甚微。此后，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由重庆到成都的赴任途中，对四川民残城破的现状感民身受，于是再次向朝廷提请“整理残疆”“生聚教养”，其具体办法为“一年分田垦地，二年习成土著，三年起科”。
对张德地的这道奏章，康熙十分重视，他很快就颁布诏书，决定不论是四川本省还是外省的官员，凡是能够招三十家人入川的，给予一次表彰；招到六十家的，给予两次表彰；招到一百家的，立即升官。
这项把移民工作与官员的政绩和升迁结合起来重大举措，马上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各地官员都想方设法地组织人员，争取尽可能多地向四川移民。
清代学者魏源曾总结说，“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是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正是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之下，来自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移民潮源源不断地向四川输送了数十年之久，尽管雍正初年就已停止移民，但实际上民间直到乾隆年间仍有大批移民入川。
这是一次绵延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人类大迁徙。从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平息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后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结束，据专家估算，几十年间到达四川的移民竟有五百万人之多。四川后来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和这次移民也不无关系。
这连绵不断的移民，就像向一个贫血的人输血一样，他苍白的脸色渐渐变得红润，身体也渐渐恢复了健康。四川和成都，就在这一次次的输血中缓慢而执着地重新走向繁荣。
今天的四川各地，还能经常看到各种地方会馆，这些古色古香的庞大庭院式建筑，大抵是移民们的作品――当越来越多的各省移民抵达四川，并在这里安居乐业之后，原籍相同的移民为了保持联系和团结，同时解决可能出现的纠纷，纷纷以乡谊的名义建立祠庙，从而形成了遍及四川各地的会馆。
叫做禹王宫的，修建者多半是两湖人；叫做天后宫的，修建者多半是福建人；叫做万寿宫的，一般都是江西人。从各个会馆大小不等的规模，可以直接地看出该省人在当地的数量多寡和势力大小。
遍及各地的各省会馆不仅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建筑，同时也是另一种象征和预示，它预示着那些远道而来的移民，已经渐渐与四川这方大地水乳交融。日渐模糊的故乡，在他们眼中，已浓缩为一座小小的会馆。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慢慢成为了四川的主人。
移民的大批入川，原本荒芜的土地又被开垦成良田，原本废墟的城镇重新恢复了旧时的繁华，童稚的欢歌替代了耄旧的哀啼。
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成都和整个四川极具包容性，经过两百多年的时间淘洗，原本的成都土著几乎不复存在――正像《成都通览》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
根据该书统计，各省原籍在成都居民中的比列分别是：湖广籍百分之二十五，河南及山东籍百分之五，陕西籍百分之十，云南及贵州籍百分之十五，江西籍百分之十五，安徽籍百分之五，江苏及浙江籍百分之十，两广籍百分之十，福建和山西甘肃籍百分之五。
各省移民的到来，不仅改变了成都的人口结构，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与民俗，这些文化与风俗在不断的交流与碰撞之中，终于融合形成了今天你所看到的现代成都文化与现代成都民俗。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大家都是移民，因为大家都是离开祖居之地来到四川来到成都的迁徙者，成都人便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包容与宽厚的气质。
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最不排外的城市有两座，一座是成都，一座是深圳，颇具意味的是，它们都是移民组成的城市。一百多年前的一首俚俗的竹枝词对这种宽容，和谐与包容作了一个形象的概括：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无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