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差的医患关系，大概就是现在的中国。
了解一个事物，最好的方式是了解它的历史。所以要了解医患关系，我们就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讲医患之间的故事。医生的权威性
1973年，当时美国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福特总统的妻子），刚成为总统夫人才两个月，就发现自己有乳腺癌。
福特总统夫妇
罹患乳腺癌后，主刀医生富尔蒂在未与她商量的情况下，直接摘除了她的乳房。
而事后切片报告显示，乳房全切除没必要，但医生却刻意忽视了这一点。
而且，福特夫妇也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因为那时的医生是「道德型医生」，被要求是好人、善人，在患者眼中有着不可挑战的权威形象。
反对一个「好人」≈承认自己是坏人。
即使位高权重之人尚且不会和医生意见相左，更何况普通民众看病，基本不会对医生的做法有什么异议。
在我国古代，社会阶级排序是：士、农、工、商。
士是读书人、官员，地位最高的一批人。医生也是读书人，因为不入仕途，所以比做官的低半等，但地位仍在其余三者之上。古代的书籍是奢侈品，读四书五经考功名需要大量资金来买书和赴试，读医书也需要不菲的成本。
阶级的划分，也加强了医生在民众中的权威性。
所以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医患相处较为和谐。患者进、医生退
医患关系的转变开始于近几十年。
1975年出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一对天主教教徒夫妇公开挑战医生权威。
21岁的卡伦因为一次酒后意外变成了「植物人」，圣克莱尔神经科医生罗伯特·莫尔斯没能让卡伦恢复意识，换之依靠一台呼吸器来维持卡伦的生命。
出于对女儿的爱，卡伦父母在被莫尔斯医生拒绝移除呼吸机的要求后，向法院申请获得卡伦的护理权。
这一争议在当时引来了哲学家、律师和媒体的大规模关注，当时正值生理伦理学说探讨火热。
经过多次诉讼后，卡伦父母最终胜诉，法官允准了卡伦父母在与医生意见不合的情况下，有权利换一个医生。
法院对该事件的判决起到了示范作用，人们发现：即使在医疗领域，自己也有权利和医生一争高下。
从此在医疗决策中，被赋权的患者在面对医生时，变得更有「权利意识」，反过来，医生开始自觉后退。
医患纠纷的导火索
现代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的发展，为现代医学提供了专业支撑，循证医学的普及，让许多医生长年累月地浸泡在医学文献里。习惯了使用「专业术语」的医生，在医患沟通中逐渐丧失了用浅显语句进行表述的能力，甚至选择更直接的方式：不沟通。
民众能理解道德，能理解权威，但理解不了专业术语。
现代医学加给医生的专业性，看似捍卫了医生的权威，实则制造了沟通障碍，为医患关系埋下了隐患。
1988 年，这个隐患被激发。一款帮助患者决定前列腺肥大是否需要开刀的交互式计算机光盘问世，这是美国医生杰克·温伯格团队研发的，为的是弥补患者欠缺的医疗知识。
此后，各种决策辅助工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尤其是在PC、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医疗知识的获取“似乎”没有了难度。
但这并不能满足患者所有的需求，而且容易造成误导：患者会以为自己对疾病了如指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辅助决策工具很容易把患者引向歧途。
此外，还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一是见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形成了情绪免疫，让患者反感；
二是医疗后果很难准确估计，一旦发生严重后果，心理安抚常显乏力；
三是医疗资源紧缺，看病代价过高；
四是缺乏完善的医患监管制度，出现问题后很少有人交给法律解决。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不止是我国，医患关系恶化已经是全球性现象。
美国也不例外，比如急诊的费用高昂，投诉未必得到如意处理等等。
但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医保制度、医药分离、明确的医患权责，以及充足的医疗资源，可以有效防止医患关系紧张。假如产生纠纷，法律诉讼几乎是唯一的渠道，确保了二者关系能够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处理。
反观我国，因为缺乏制度和资源的支持，医闹纠纷、患者砍杀医生等极端事件频频出现。
总之，患者赋权、医生后退为医患纠纷创造了先天条件，而沟通障碍、情绪免疫、错估后果、资源紧缺、监管无力等等因素，则直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而在我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医生和患者都是现实中的弱者，背后都缺乏制度、人力、财力的支撑。
疾病过于强大，才需要医患双方携手应对，在疾病的攻击下，医患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但如今，双方不仅是对抗疾病中的弱者，也成为了制度运转中的弱者。而且，两个弱小的战友还频频爆发激烈的冲突，自相残杀。这一幕荒诞之剧，何其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