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灭亡半个世纪后，皇帝们仍在中国前仆后继。
文｜韩宁宁
1959 年 12 月，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 · 溥仪出狱回北京生活，直至去世再未自称皇帝。
▍溥仪获释后，曾多次陪同毛周等人接见外宾，被介绍身份时往往连忙补充「现在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溥仪多半不知道，就在他重新就业前后，一场称帝热潮正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席卷中华大地，不但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亩产纪录，个别人甚至短暂实现梦想，坐上了末代皇帝早已不敢再图染指的紫禁城宝座。
「替天行道」
1962 年 10 月 3 日，在四位「保驾大臣」陪同下，吉林省长岭县的宋某来到北京故宫太和殿，坐在殿内的龙椅上，宣布登基为「佛主」「皇帝」。
▍故宫太和殿的龙椅
这种过于追求形式的做法，使宋某付出了迅速败亡的代价：称帝没一会，他便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当场抓获，后以反革命罪处死。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称帝者中，不少人都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如 1957 年在河北省灵寿县称帝的农民闫山林，不但文化水平近乎为零，腿部也有残疾，基本没有领导谋反的能力。
▍同一时期中国宣传画上的劳动人民
有些称帝运动甚至源自精神疾病，如山东省临沐县「圣贤道」复辟的首领，与患病儿媳同居，被她称呼「真龙」后竟信以为真，开始以皇帝自居。
更多的「皇帝」，则出身于中共建国后遭受重大打击的民间宗教，在 19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饥荒中果断出手。
据《甘肃省志 · 公安志》统计，1950-1972 年间，甘肃共抓获 29 位「皇帝」，其中 23 人是一贯道、萨满信仰等民间宗教的首领或信徒。
▍位于台湾高雄的一贯道神威天台山道场
尤其是和新政权交过手的民间宗教人员，更是在大跃进和政治运动中看到了复仇的机会。如河南许昌地区的一贯道道首，曾被判处无期徒刑，减刑释放后不久，便企图带领饥民谋反。
在太和殿登基的宋某，本身也是民间宗教「九宫道」的道首。他在龙椅上除了宣布称帝，更高呼「社会主义到头了」等政治口号。
此外，作为政权基石的工农干部阶层中，也有不少人在饥荒中走上称帝道路，以「替天行道」为口号，与政权为敌。
▍「替天行道」是民间反叛的普遍托辞
1957 年，公安部分析 60 名暴乱案主谋的成分，发现仅有 6 成是阶级敌人，余下 24 人均成分良好，分别是工人、农民、专业军人、基层干部等。
▍阶级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等
如 1957 年在陕西省梓潼县称帝的「善宗」皇帝，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转业费用完后自称「南极大仙下凡」，饥荒中登基起事，建立「善朝」。
这些五花八门的称帝者，无论精神异常还是处心积虑，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宗教力量。
饥荒时刻，是什么让他们在民间宗教的加持下黄袍加身，反党称帝？
「洪水齐天」
中国有悠久的民间宗教传统，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元末的红巾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等大规模叛乱运动中，民间宗教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起义所依托的拜上帝会
因此，作为传统社会中人们除宗族外少有的社会组织，民间宗教长期受到政权的警惕。
▍清顺治帝认为民间宗教行为会威胁治安，曾称「京城乃紧要之地，须立即禁绝有人借口进香鸣锣扬旗」
特别是，虽然绝大多数教派都十分温和，但每当灾难时刻，民间宗教往往凭借强大的跨地域动员能力，成为叛乱的源头和推手。
民间宗教的动员能力从何而来？
首先，各路教派通常都会制造末世恐慌，向信徒许诺大洪水后的美好世界。
中国很多民间宗教都有「三期末劫」的概念，即宇宙分为「青阳」「红阳」「白阳」三个时期，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将来。每个时期末都会有天灾降临，但信教可保平安，还能到达之后的新世界。
▍三期各有不同的神佛来主宰
如 1960 年四川省宣汉县会道门的暴乱首领，就公开宣称「近年有十悲十难，要洪水齐天，大降瘟疫」。
极端情况下，虔诚信徒甚至为信仰慷慨赴死。
1976 年 7 月，四川省安县有会道门散布谣言，称「劫运已至，以成都为中心的地震将会使四川成为汪洋大海」，其信徒将由祖师爷派船接往极乐世界。27 日凌晨，有 61 名信徒们在道首的带领下，载歌载舞，纷纷跳入池塘，最终造成 41 人死亡。
其次，在灾难时期，民间宗教往往能给人们指出「明路」。以大跃进时期为例，当时饥荒肆虐，民间宗教就从获取粮食和避免饥饿的方向发展信众。
如宣扬「十悲十难」的宣汉会道门，就提出「田地自种自收」的包产到户口号，号召其追随者「取消公共食堂」，「打开粮仓吃饱饭」。约千余人参加暴动，五万多斤粮食被抢，138 头猪被宰杀。
因此，饥荒时期皇帝也特别高产，特别是在灾难深重的地区。如安徽阜阳地区，仅 1957 年就抓获皇帝 31 位，娘娘若干。
▍ 1957-1963 年全国饥荒情况 / 来源：《中国灾情报告》，国家统计局
此外，对饥肠辘辘的底层民众，民间宗教也提供了阶层跃迁的可能性。一旦皇帝创业成功，早期追随者自然「和团队一起成长」，从奴隶到将军的飞跃不难实现。
因此，民间宗教的称帝运动中，帝后百官的数量往往多得不成比例。
从 1954 年到 1984 年，山东省共侦破 2503 起会道门案件，其中有 217 名图谋当「皇帝」的会道门头子。同时期的江苏省徐州市共抓获了 458 名会道门分子，其中有 21 名「皇帝」，29 名「娘娘」，40 多名「总理」「元帅」「宰相」。
▍ 1957 年春，安徽省爆发了「韩朝」暴乱案，成为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宣传典型，图片显示了以「皇帝」韩必贤为首的一众「王侯将相」
更夸张的是 1959 年河北省鸡泽县的九宫道复辟案，涉案人员达 306 名，包括 24 名「大臣」、6 名「省官」、12 名「州官」和 42 名「县官」，封官比例达五分之一强。
不过，如此多的帝王将相，最后不但无一人成就大业，甚至鲜有人在历史上留有印迹。党和政府究竟采取了什么手段，能让这么多皇帝像是从未存在过？
诸神的黄昏
英明如党和政府，自然早早认识到民间宗教的强大动员能力，并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应对措施。
1949 年以前，民间宗教团体是党团结的对象，1927 年后直至抗战期间，基层党组织与会道门团体相互合作的情况并不少见，也有会道门人员加入人民军队的记载。
党的宣传工作中，有时也会采用民间宗教的手法，以鼓舞士气。
1947 年 3 月 3 日，中共热辽地委就曾在《群声报》刊登神话「五不了碑」，讲某地突然闪现万丈红光，红光散去后出现了一块石碑，碑上有五行铭文：中央军长不了；八路军走不了；大户富不了；穷人穷不了；好人死不了。
1949 年后，民间宗教逐渐成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因素。
1950 年 10 月 10 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镇压会道门运动的序幕。
北京市积极响应号召，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取缔一贯道」行动，仅「反动道首」就逮捕了 381 人，枪毙了其中 42 人，封闭了 1283 个大小坛口，178074 人声明退道。
▍「退道保平安」：图为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的道徒们在退道簿上签名退道
次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了量刑准则：
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
自此之后，政府多次展开「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取得丰硕成果。
▍ 1958 年山东省东明县「皇帝」案相关人员判刑情况。其中有一点可疑之处，34 岁的「皇帝」和两个 50 多岁的「娘娘」名列其中 / 来源：《中国农村的反叛与民间宗教（1957-1965）》
1951 年到 1956 年间，甘肃省取缔了 90 余万会道门相关人员，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8%。江西省也不相上下，在 1949 年到 1959 年间，清理了 130 多万道徒，约占当年全省人口的 9%。
运动期间，各地政府充分发挥了司法创新精神，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1958-1960 年，安徽省天长县法院为了尽快给人民创造安全环境，提前在空白判决书上盖好公章，以便碰到反革命分子时，可以立刻判决，当场管制。
打击民间宗教之余，党和政府也在群众中展开工作，力图避免大批民众受到民间宗教的煽动。
如大跃进时期，政府便大规模精简城镇职工，在三年内下放了约几千万城镇人口。此外，政府还实施了「三自一包」政策，即发展自由市场、发还和扩大自留地、工商业自负盈亏、农业包产到户的政策。
▍好景不长，文革时「三自一包」便受到猛烈批判
「包产到户」确实让一些重灾区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山东省惠民县有一个 225 人的村子，在 1959-1961 年有 75 人死亡，包产到户后竟有余粮卖给国家。
此外，政府还主动处理了一批对饥荒直接负责的基层干部，查办了一些违法乱纪案件，平息了人民群众的怒气，也打消了不怀好意之人对党和国家的质疑。
经过反复的清理整治，借民间宗教称帝反叛的事件已几近绝迹。
不过百密一疏，随着 1980 年起全国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民间称帝运动又有所有抬头。
1985 年，四川农民曾应龙聚集数千躲避计划生育的人，攻占县城医院，自称大有国皇帝。旋事败，被判处无期徒刑。
参考文献：
李若建，《中国农村的反叛与民间宗教》，二十一世纪，2013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控制》，二十一世纪，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