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事美
我们一直在批判“全盘西化”，貌似这个概念只是最近三四十年才有。其实，远远不止。在民国时期，就有胡适等人大肆鼓吹“全盘西化”。但真正提出全盘西化的却是在晚清时期。为何晚清时期就有这么激进的思想呢？
全盘西化，这个设想就是要完全模仿西方。既然能提出这个观点，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内危机非常严重。危机越重，思想就越可能激进。二是原有的改革不成功，全盘西化期待“直接到底”，简单省事。综上原因分析，只有甲午战争失败后才最符合这两条。而事实上，全盘西化的提出正是这个时间段。
甲午战争前，中国在“自强、求富”的大战略下，实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经过甲午战争的检验，洋务改革彻底失败。巨大的创伤刺痛了广大知识分子脆弱的心，康梁的戊戌变法正是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变法期间，思想异常活跃。思想活跃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大量报纸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那个年代，发表观点，必须要通过报纸来传播。报纸多必然观点多，各种思想林立，这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众多知识分子奋笔疾书，为国家的振兴走与呼。康梁等人的影响力最大，这自不必说。其中有两个不起眼的人，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那就是“全盘西化”。
樊锥的作品集
一个是樊锥。此人是湖南新邵县人，25岁被选拔为贡，是湖南不缠足会的董事。他思想激进，喜欢参与各种时政讨论。或是上书官府，或是参与团体集会。1898年二月，《湘报》创刊，樊锥成为主要撰稿人。他利用报纸平台，提出了众多启迪民智的新观点。例如立宪、平等、民权的设想。他在《开诚篇》的文章中说，“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泰西，就是泛指西方国家。意思很简单，抛弃所有，全盘西化。
樊锥的观点由于过于激进，引起湖南保守派的集体讨伐，说他是散布歪理邪说，败坏伦常，甚至扬言要杀他。戊戌变法时，他因藏到深山中，才逃过一劫。
那时，连康梁都没有提倡全盘西化。我们心理阴暗地推测，或许他是太过年轻，也或许是太想出名，希望以此引起上层的关注。当然，也或许他确实认为这样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他连外国都没有去过，甚至都没有走出湖南，就贸然提出这样的观点，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
与樊锥一起，同是湖南不缠足会董事的易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的观点同样发表在《湘报》上，在一篇题为《中国宜以弱为强》的文章中，他说，“若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易鼐也认为，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彻底更张易弦，全面学习西方。
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有很大市场的。毕竟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又失败的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政治正确。在中国，不讲政治正确不行。
日本全盘西化能成功，或许中国同样能成功。但问题是，日本传统包袱轻，历史问题少、危机意识强。而中国则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比如尊孔重礼、家国同构。以上这些传统文化都是无法轻易推倒的，贸然提出“全盘西化”就意味着背叛国家与民族。
“全盘西化”的观点未必是错的，但问题在于太过急迫，步子也太大。其实最可行的方法则是，由表及里，循序渐进。一次洋务改革失败了，还可以再改革，直到成功为止。好饭不怕晚嘛。
还是那句诗说得好，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