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
十七世纪（清初乱世）之后，大清朝进入「大和平」时期，一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咸丰朝）才再度陷入战乱频仍而且战火延烧各地的局面。有些军事冲突是外患，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年，即咸丰6∼10年）、中法战争（1884∼1885年，即光绪十∼十一年）以及甲午战争（即1894∼1895年，光绪二十∼二十一年）。但战局最为凶险的其实都是内忧，包括捻乱（即1863∼1868年，咸丰三年∼同治七年）、回变（1856∼1877年，即咸丰六年∼光绪三年），还有袭卷摧残中国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年，即咸丰元年∼同治三年）──这支受到基督教信仰启发的叛军从广西出发，进军中原的心脏地带，攻占南京之后在那里建立政权，维持了十几年。
在这些战争的刺激之下，一连串改革活动就此展开，史称「自强运动」。许多大型造船厂、现代化兵工厂与规模庞大的工厂开始兴建。大清帝国开始生产连发来福枪、先进大炮、炸弹，甚至在1880年（光绪年间）打造出一支铁甲舰队，在当时曾被认为战力可以排入世界前十名。但一般人都认为这些努力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何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清朝在甲午战争期间蒙受了败给日本的耻辱。被面积只有十分之一的东亚邻国打败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开始变得备受瞩目。而且，相较于日本现代化运动的成功，中国的失败也变成二十世纪汉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他们曾经把败因归咎于儒家思想、文化与保守主义等因素。尽管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样的诠释方式，但许多人仍然抱持同样的看法，就算是一些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过去在中国史上的其他时代，儒家思想并不会阻碍创新或者排拒外来科技。许多儒生出身的官员都对佛朗机炮、西方火枪与红夷大炮等武器充满兴趣──王阳明就是其中一例，而他也许是过去五百年来最为显赫的一位儒学大家。难道儒家到了十九世纪就突然变成了绊脚石？
当然没有。十九世纪的所有伟大改革家，例如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人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儒者。他们都积极采纳西方器械、西学，并且彻底革新教育、商务、财政结构与军事组织，并未受到儒家哲学或中国文化的妨碍。
事实上，近年来学者们较能够从肯定的角度去看待这从一八六○∼九五年（咸丰末年持续进行到光绪朝）的改革运动，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有一些连自己都觉得讶异的发现。如同学者孟悦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写道：「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就产品的科技细节而言，江南制造局有许多方面在十九世纪末亚洲都算是首屈一指的」。
孟悦与其他许多人都曾指出，从一八六八年（咸丰七年）开始，一直到一八八○年代（光绪初年），中国所制造的战舰都比日本制造的更好，无论是木船或铁船，桨轮船、单螺桨船或双螺桨船，单一蒸汽机、双联式蒸汽机或者三联式蒸汽机的汽船，也是中国生产的佳。
相似的，中国生产的枪械与大炮也都是亚洲之最，品质至少能与日本匹敌，甚至更好。中国人会进行这些改造与创新的活动，说明了自强运动比过去史家们所认为的更加充满活力，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更为重要。
若真是如此，那中国又为何会输掉甲午战争？答案是：中国并非遭遇技术或科技上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日本之所以能进行改革，是因为先出现了一场推翻德川幕府的政治革命。一八六七年，德川幕府还政于刚登基不久的明治天皇，天皇开始推动一连串改革措施，而这在旧政权底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与过去许多根深蒂固的利益相抵触。
相较之下，清朝在十九世纪虽然走得跌跌撞撞，但却要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事实上，中日两国的历史存在着一个很奇怪的巧合：德川幕府与清朝刚好都维持了两百六十七年之久。只不过，日本比中国早四十年摆脱它的旧政权。
对于任何老旧的国家而言，开创新局面向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反而是要摆脱旧时代比较困难。清朝擅长制造汽船与训练部队使用的来福枪，但清廷必须把很多钱都消耗在十七世纪（清初）就已经建立的庞大部队上。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道光、咸丰两朝之际）这些人数高达数十万的部队都已经成为无用兵力。
清廷无法直接让他们解甲归田，也没办法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改革，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充满影响力、但却又只想维系现状的利益集团。不过，清廷也养不起他们。要是当年清朝能够把那些虚掷在旧部队身上的经费用于新军，也许表现会远胜于后来的惨况。
清朝的问题并非缺乏科技或知识，而是无法把资源集中在革新措施上。老旧体制把资源都消耗殆尽。统治者必须在各个利益团体之间求取平衡，因而没办法创造出集中化的军事结构。而且我们也别忘了，日本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敌手。如同两位专家写道：「中国并不只是输在积弱不振，应该说日本太强，才会打赢那一场战争。」击败中国后，时隔十年，日本又打赢了另一个老旧的大帝国：俄国。
▲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主要交战地点（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
甲午战争
一八九四年夏（光绪二十年），伦敦《包茂大道公报》（Pall Mall Gazette）的一位记者，询问英国海军专家爱德华．瑞德爵士（Sir Edward J. Reed），请他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的海军。爱德华爵士曾帮日本设计船舰，但他相信中国海军较有优势，因为他们明智地投资在铁甲船舰上，但日本制造的船舰却是以装甲不怎么坚固的巡洋舰为主。
所以那位记者问道：「那比较不耐撞啰？」
「就算是最小支的机关枪，」爱德华爵士答道，「日本的船舰也抵挡不住。」
「那么那些船舰很容易就会被撞沉啰？」
「虽然那些船舰可以浮得起来，」爱德华爵士沉着地答道，「但却无法抵挡敌船上任何一把威力最小的机关枪……无庸置疑的，日本把近年来所有经费都投资在没有任何装甲的新船上，我认为他们已经铸下大错。」
爱德华爵士坦承，战争初期日本也许会握有优势，但因为日本并未像中国那样拥有许多沉重的铁甲船舰，所以将会造成一个致命伤。
其他许多人也同意这看法。英国海军中将乔治．巴拉德（George Ballard）在书中写道：「相较于它的敌手们，日本舰队的威力较弱。」其他西方军事专家也认定江南制造局「当然比日本更能大规模地制造出战争用的军用品。」 中国的军备优于日本，这可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而且日本人也非常担忧中国的科技实力日益增强。
既然这样，那日本为何会打赢甲午战争？即便在中国战败成为事实之后，大多数论者仍然认为中国的败因并非科技不如人。美国海军部部长分析战争结果，总结道：「中国的船舰，包括船上的武器装备，无论是就攻击或防御力来讲，都优于日本」。
知名海军理论家A．T．马汉（A.T. Mahan，一八四○∼一九一四年）指出：中国船舰使用江南制造局出产的三十公分口径炮弹，威力十足，无坚不摧，「要是中国炮手们的判断力与眼力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大获全胜的。」
日本是靠领导力与凝聚力获胜的。举例说来，日本的战争布署计划比较精细而有弹性，他们把某位日本学者所谓「中国舰队的巨大优势」也纳入考虑。因为刚开始想要一路打到北京去，所以日本军方的领导阶层决定，若要让他们能够选择在任何地点让部队登陆，必须以最快速度把黄海给控制住。他们想要明确地展现出日本的军事优势，但同时也体认到中国可以利用强大的海军舰队来控制黄海，所以他们改变了计划：先控制朝鲜，同时也把日本的海岸地区保护好。
中国没有全盘的军事布署计划。李鸿章是大部分参战清军部队的主帅，他一开始想要避免开战，希望把日本塑造成入侵者，这样一来西方各国就会帮中国介入调停。
等到日本的运兵船在黄海上航行，要把部队载往朝鲜登陆时，李鸿章本来可以用强大的船舰加以阻止。但他没有这么做，而且西方各国也没一如他所料做出反应。他的毫无作为导致日本很快就拿下汉阳，然后往平壤进军。当时平壤有李鸿章麾下一万五千名北洋军镇守，他们的表现杰出，据一些史料指出，「中国部队的表现并非如同某些史家所说的那样懦弱无能。」而且，因为受到后勤补给问题的阻碍，日本陆军的武力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不过日军还是拿下了平壤，这要归因于领导阶层的胆量，还有清军并未趁日军渡河时发动攻击。北洋军因此遭击溃，撤出了朝鲜。
日本也从海上发动攻击。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平壤战役结束的隔天，一支日本舰队在鸭绿江口外海与北洋舰队主力展开知名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威力惊人，尤其是其中两艘主要的战舰，在爱德华爵士可以把日本的任何船舰撞沉。日本船舰的装甲远比北洋舰队薄弱。此外，北洋舰队的大炮也比较多：他们有八门可以发射三十公分口径炮弹的大炮，日方却只有三门。然而，日本舰队的总排水量却远远大于北洋舰队：日方为三万六千四百六十二吨，而北洋舰队则是三万两千九百一十五吨。此外，日舰上有许多新式大炮，虽然比较小门，但很容易就能瞄准
▲黄海海战中日双方交战船舰的比较图。
这是一八九四年九月（光绪二十年）鸭绿江口外海「黄海海战」的中日双方交战船舰比较。尽管北洋舰队中有两艘巨大沉重的铁甲战舰，但日军舰队的总排水量比较大：三万六千四百六十二吨，大于北洋舰队的三万两千九百一十五吨。清军手上有比较多大口径大炮（八门炮弹口径为十二吋的大炮，日军则只有三门炮弹口径为十二．六吋的大炮），但日军的中型口径大炮比较多，同时款式也比较新，较有效率。
清军是有胜算的，但海战的表现不佳。如同当时许多人分析指出的，水师提督丁汝昌（一八三六∼九五年，即道光十六年∼光绪二十一年）思虑不周，摆出一种破绽百出的舰队队形：把较大的战舰摆在中间，较弱者布署在侧翼。这让比较弱的船舰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下，也让那几艘巨大的铁甲舰没办法火力全开。
也有人批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并未对部属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根据巴拉德中将在书中所言，他的命令「极其粗略，其所根据的原则就是一旦开战后，每位管带（即舰长）都应该自己评估情势，采取自认最为恰当的举措」。巴拉德继续写道，从这种军令看来，「显然实际上他无法有效掌控部队，达成战术目标，自己也不太懂布署舰队之道，或者是也不相信他的管带们会通力合作。」
丁汝昌不信任自己手下的军官们，这或许是对的：无论是中国或西方史家向来都批评北洋舰队的军官大多无能之辈。旗舰上一名军官负责操作最大的舰炮，结果打伤了就站在炮口前方飞桥上的丁汝昌，害他一腿瘸了，接下来海战期间都无法行走。舰队中还有两位管带逃之夭夭，结果被其他清军军官咒骂。
趁北洋舰队阵脚大乱之际，日军很快就击沉了那些最弱的清军船舰，然后全力对付铁甲舰。出身美国海军的马吉芬（Philo McGiffin，一八六○∼九七年）是舰队中铁甲船「镇远舰」的帮办（相当于副舰长），据其描述，日军舰队始终维持严格的舰队队形，不理会其余较小的北洋船舰，「在我们两艘铁甲舰四周徘徊不去，猛射炮弹。」
马吉芬盛赞清军水兵个个严守纪律、英勇作战，但他也悲叹船舰上的弹药不足让他们的表现大打折扣，尤其欠缺炸弹。不会爆炸的炮弹就算瞄得再怎么准，能造成的损害还是远远不如炸弹。例如，某艘日舰被包夹在两艘北洋铁甲舰之间，就在它们的炮口下。「绝对不会打不中，」马吉芬写道。「我们认为它肯定要完蛋了，若是我们用炮弹打过去，举例说来，从船头打进去，斜斜地穿越船身，打到后甲板区，沿途会造成各种小小的伤害。如果是会爆炸的炮弹，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清军都欠缺恰当好用的弹药，而且据说某些炮弹里面装填的并非火药，而是沙子。
马吉芬和他的同袍们持续开火，只留三发炮弹，「可以在最后发射。」他们以为自己肯定没命了，但日舰却不再射击了。马吉芬认为，「日舰为何会撤走？……这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但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是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大将（一八四三∼一九一四年）下令停止攻击的，因为他不知道敌军已经没有弹药，而且也怀疑自己的舰队是否真能将那两艘铁甲战舰给击沉。
海面突然复归平静，两艘铁甲舰召集其他幸存船舰开回港口。伊东佑亨大将也没打算重新开战。尽管都说日本赢了，但马吉芬坦言，感觉中日双方是平手：双方舰队都尽力奋战，直到打成平手，美海军部部长也说黄海海战几乎是一场平手的战役。
「镇远号」、「定远号」这两艘铁甲战舰会再继续作战，但马吉芬就没办法了：他伤势过重，因此黯然回美。在医院病床上他写了一篇关于战斗经过的文章，至今仍非常有参考价值。他的伤势严重到未曾彻底痊愈。据说，「有时候他跟人坐在门廊上……聊天时，会突然说一句，『抱歉喔，』因为黄海海战期间留在身上的炮弹碎片跑到他的皮肤表层了……他会拿出一支折叠小刀，卷起衬衫，用刀把那炮弹碎片之类的东西拿出来，一副轻轻松松的样子。」战后没几年马吉芬就开枪自杀身亡了。
那两艘铁甲战舰修好后随时可以重回战场，在甲午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同巴拉德中将所说，「如果能上场的话，那两艘船绝对能够轻松击败最厉害的六艘日本船舰。」但清朝并未再使用它们。如果清军的将帅够大胆，应该把它们派回海上，用来攻击日军的运兵船队，或用来支援辽东半岛各港口的防务，但清廷只是让它们在附近担任护卫舰。结果马吉芬指挥的「镇远舰」撞上礁岩，直到战争结束时都搁浅在岸上。
《纽约时报》的评论很有道理：「在失去……最厉害的一艘战舰后，中国几乎已经失去了制海权。」「镇远舰」的管带林泰曾是林则徐的侄孙，他为此自责不已，结果吞食鸦片自杀身亡。葬礼上许多人对他的棺材吐口水。
所以日军很快就夺下了清朝在辽东半岛的所有大港，而且几乎没有遭遇顽强抵抗。有时候他们还发现清军已经弃守要塞，里面摆满了各种补给品与弹药。日军不但将帅领导有方，而且训练有素。他们也有比较充裕的补给品与获得较好的医疗照护。除了有军需部提供补给品，也有专门照料伤兵的医疗部队。但这两者清军都缺乏。就陆战来讲，清军所遇到的大问题也许并非装备太差，而是后勤补给不如人。
一八九五年二月（光绪二十一年年初），甚至就连德国军事顾问参与设计，设置了威力强大新式大炮，并且清军布下重兵防守的军港威海卫也被日军夺下。北洋舰队的剩余船舰若非遭俘，就是被摧毁了。清军不得不降。丁汝昌提督服食大量鸦片自杀。清廷决定与日本和谈。
谈判过程冗长，而且荒谬不已。为了贬低日本，清廷派出层级较低的官员去谈判，结果被赶了回来。最后清廷委由李鸿章出马，结果他遭反对停战的日本激进分子暗杀，脸部中弹。谈判时获聘为清廷顾问的前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John W. Foster）在书中写道：「这是整场战争期间中国人流血流得最有价值的一次，李鸿章不仅为此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同时日本的谈判代表团也不得不善待他」。但李鸿章的同胞们可没对他比较好。他被朝廷降级，甚至过去获得恩赏的三眼花翎也遭夺走（不过，在前往日本以前，朝廷又赐还给他），而且他甚至还得被迫贿赂自己的政敌。
如今，许多史家都责备李鸿章领导不力导致清军战败，说他「治军无方」。李鸿章自己则是在战时与战后都试图恢复自己的名誉：他故意让文件外流（或者有人替他代劳），证明他长久以来都敦促朝廷必须为了和日本开战而做好准备，也为军事准备争取经费，但始终没有下文。从这些文件与其他资料看来，败战之责显然不应全部归咎于他。
一八九四年四月（光绪二十年）春，他在战争爆发前夕仍然向朝廷提出预警：清军需要更多战舰、改善防御工事与军事训练方式，而且战时他持续提出军费与军备的要求，朝廷还是不愿答应，对此他也表达自己的极度不满。
最重要的是，战前他就已经长期呼吁朝廷必须让军事指挥的事权统一。一八七四∼五年（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元年）之间，朝廷甚至还在争辩陆海两军是否该由某位统帅统一指挥。李鸿章与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如此，并且把军需供给和军备生产也都交给统帅负责。这位统帅将可以领导统一的水师与陆军，而不是继续任由各部队之间不相统属。在经过八个月的争辩后，统帅的提议被否决了。清廷反而是创立了地区性的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而且投入的经费也不足。到了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李鸿章再度吁请朝廷建立一支全国性的水师，但依旧无用。
因此当开战时，李鸿章发现他能用来对付日军舰队的，只有他自己统帅的北洋舰队，其余清朝水师几乎并未支援他。如同学者班．艾尔曼（Ben Elman）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长期驻扎在横须贺港，而且由一位统帅指挥，但相较之下中国海军却分为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无法统整联合，这也变成中国舰队的一大弱点。」
清廷为什么不设置统帅一职？因为怕此人叛变。「分权」向来是清朝根深蒂固的国策，而且朝廷「仔细设计出一个相互牵制的体系」，藉此达到「分权」的目标。为了不让任何人取得太多军权，朝廷故意让大家的权责保持模糊，指挥体系也没有明确的划分。这种失衡的状态并非因为受到保守主义或者儒家思想牵制。如同史家理查．史密斯（Richard Smith）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重重的障碍「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作祟，不如说是体制本身有问题」。
李鸿章的部队一样也有经费不足的问题。从一八七一∼九二年（同治十年到光绪十八年），北洋陆军的军费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一。水师也一样长期缺乏经费，而如同近来某些史家指出，水师在这段期间「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经费来购买、制造与维护战舰，而且岸上基础建设、海军体制与人员也都需要钱」。为了弥补经费不足，李鸿章常常必须请求朝廷给予特别预算，同时也要游说其他各省督府慷慨解囊。但他并非总是能筹到钱。
清廷之所以无法提供适当援助，并非只是因为怕他手上获得太多军权，也是因为国家财政的确陷入了寅吃卯粮的窘境。十九世纪末（光绪末年），清廷年度收入大约可能有中国国内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二──而且当年为了支应太平天国之乱所需军费，还开征了新的通行费与关税，朝廷分得的税款也算在这年度收入里。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若是与其他国家于十九世纪末的平均年收看来，清廷的收入连一半都不到。更糟的是，新征的通行费与关税收入本来在一八六○、七○年代（同治年间与光绪初年）都是用来帮助推动那些充满希望的改革计划，但是到了一八八○年代（光绪中期）之后却必须用于支应其他民政与军政计划。同时，清朝也没有日本政府那种财政调度体系，因此没有办法借钱来进行军事投资。有些史家主张，中国稍早之所以没办法发展出一套健全的财政调度体系，是因为与欧洲相比，处于战事较少的状态，而且根据近来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许多战事的确刺激了各国财政调度体制的蓬勃发展。无论如何，清朝于一八八○年代（光绪中期）正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这似乎是很明显的。
此外，许多朝廷的资源都给了那些老旧而几乎没有战力的部队。李鸿章与其他人都曾建议裁军，用省下来的经费去发展现代陆军，但朝廷置若罔闻。清廷害怕得罪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军方人士。一直要到进入二十世纪，清朝才终于废除过去的八旗体系。
相对之下，日本却得以早早就开创新局。从一八六○年晚期到一八七○年代初期，日本摆脱了旧有的军事体制，废除各地藩国与武士制度。这让日本得以将心力用于发展新的体制。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检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曾经推行的那些改革，我们会发现与清朝的自强运动相当类似：就像多头马车一样，欠缺相互协调统整。
在中国，改革大多是由地方督抚，例如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人推动，而非位于北京的清廷本身。相似的，在德川幕府被推翻、还政于明治天皇以前，日本也曾经在一八五三到一八六七年之间进行改革，但都只是在萨摩、水户与长州等藩国境内进行实验。等到幕府本身尝试推动统一的改革措施，各地的结果好坏不一。如同理查．史密斯所言，德川幕府晚期所进行的种种改革结果「并没有比中国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七四年）的改革更好」。但是自从天皇于明治时代（一八六八∼一九一二年）开始渐渐取回大权之后，日本的改革变得更有焦点而且由中央掌控，但清朝的改革却越来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还是由地方各自为政。
史家把清朝的失败归咎于保守派，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一八六六∼七年之间（同治五、六年）的一连串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清廷的改革派成员恭亲王奕欣（一八三三∼九六年）与文祥（一八一八∼七六年）奏请朝廷设置「天文馆」、「算学馆」，藉此发展数学还有物理、化学的教学与研究。这是个大胆的计划：这两个新机构将会扮演高等研究学院的角色，其功能是用来教育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的成员。以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一八○四∼七一年，即嘉庆九年∼同治十年）为首的一群儒学官员反对延聘西夷来担任「天文馆」、「算学馆」的教习，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咸丰年间火烧圆明园的夷人（倭仁他自己是蒙古人）。他主张，立国之道应该「尚礼义」，国家教育不该以教出「术数之士」为目标。恭亲王与文祥猛烈还击，但倭仁与其同党已经让朝廷对此建议产生疑虑，他们甚至还造谣生事，说这是叛国之举。结果，许多知名的学者都拒绝加入奕欣提出的计划，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虽说倭仁的主张源自儒家思想（或中国文化），甚或清朝的政治文化，但奕欣与文祥恐怕更是如此。他们双方的主张其实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据。此外，与其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人士选择站在倭仁这一边，不如说他们拒绝选择任何一边。就在慈禧自己的政权正当性已经开始受到质疑之际，她并不想要选边站。问题不在保守主义本身，问题在于清朝政府体制的纰漏越来越多。
统治者是否能掌握军权，端视国家政权是否稳固，尤其是在现代。例如，过去已有许多史家向我们证明，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强大帝国，并非只因船坚炮利，也是英国政府能够有效地为陆军、海军提供经费、军需品，并且手握军队指挥权。日本在一八九○年代与二十世纪初之所以能够以军事强权的身分崛起，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尽管甲午战争时多数人都认为中国舰队与日本舰队至少是势均力敌的，甚至比日本舰队更强大，而且中国步兵使用的枪支也比日本步兵的枪更厉害，但中国政府有多头马车的问题，治理能力低落。这意味着清军无法获得充足的军需，也欠缺杰出的领导者。日军的行动整齐划一，能相互协调，但清军却慌乱无方。
甲午战争是十九世纪世界史的重大事件。日本在战胜后被各界认定为军事强权，也获得了「亚洲的洋基佬」的称号。中国却越来越被当成积弱不振的可笑国家。
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是「黑火药时代」的最后一场重大军事冲突。化学家已于一八八○年代开发出一种新式的无烟火药，使用后不但不会硝烟四起，威力也更胜于传统的黑火药。中国的改革派也致力于制造无烟火药，甚至有一些证据显示，甲午战争时清军曾用无烟火药来对付日军，这也导致某位观察甲午战争的作者在书中提出结论：中国的武器「比敌军的武器更优秀」。
但是，无烟火药要等到甲午战争以后才被各国广为采用，尤其是在美西战争（一八九八年）与波尔战争（一八九九∼一九○二年）之后。无烟火药使用过后的残余火药较少，这有助于后来发展出连发手枪，同时也减少了火药无法点燃、手枪不能发射的风险。同要重要的是，使用无烟火药的士兵不会因为硝烟而暴露自己的位置。南非波尔人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就是他们会使用无烟火药，这有利于躲起来狙击英军，为了反制此举，英军也很快就开始采用无烟火药。
清军也是如此──例如在庚子拳乱（一八九八∼一九○○年，即光绪二十四∼六年）期间，美国士兵屡屡抱怨他们很难找出那些用枪瞄准他们的中国枪手。后来美国试着禁止军火商把无烟火药出口到中国，中国则是干脆自己制造。日本也很快就采用了这种新科技，因此让他们在日俄战争期间（一九○四∼○五年）获得了重要优势。其实，早在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化学家狄米崔．门得烈夫（Dmitri Mendeleev，他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明人）就已经在一八九○年代开发出一种威力很强的无烟火药，但俄军一般而言都是使用所谓的「棕色火药」（又称为「部分无烟火药」）。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如同某位英国作家在文章中分析：「俄国枪手因为不使用无烟火药，总是会暴露出自己的位置，相反的，想要找出日本枪手在哪里，则几乎不可能」。他的结论是：「不使用无烟火药可说是罪大恶极的，因为这违反了军事上的第一原则。」
到了二十世纪初，黑火药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但放烟火时还是会持续使用黑火药。事实上，那可说是「烟火奇观」的黄金年代。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档节目是在纽约与英格兰上演的「中国大战日本」，据某位评论家描述，「那是有史以来观众们在室外剧场所看过最为璀璨与绚烂的表演。」观众们坐在一个人工湖泊后面，欣赏着演员把甲午战争重新搬上舞台：先以一场沉静严肃的戏揭开序，最后的高潮是威海卫大战，各色各样的烟火在空中喷发爆炸，根据某位观众表示，「那场面栩栩如生，美不胜收但也很吓人，眼看着中国战舰沉入水里，溺水水手发出惊恐的尖叫声，战胜的小日本则是得意洋洋地大吼大叫……大炮声如轰雷，火枪也霹啪作响……硝烟、大火、火焰全都混杂在一起，混乱的场面令人陶醉。」
中国本是火药的诞生地，在此时却变成娱乐的题材与笑柄。如同一八九五年时《纽约时报》的某篇头版报导写道：「中国已经落伍了，变成这世上可鄙的国家之一。」但这种落伍的状态在中国并未持续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