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国统区，中国革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支队伍在大别山血战7个月，付出了重大牺牲，人员损失过半，换来了1947年年底历史的彻底转变，后来被人称之为大转折。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艰难痛苦的历程，幸存的老兵们多年后回忆说：“红军、八路军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抗美援朝还要苦……”进入大别山后，刘邓大军所面临的，不仅是残酷的现实和严峻的敌情，更面临着十几万人马的粮食供应问题。冬天即将来临，1947年的那个冬天，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寒冷……
从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算起，到1947年6月，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国共双方在战场上拼命厮杀，互有得失，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收复了大量“失地”，共产党则以解放区大部分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灭敌人大量兵力的胜利。
1947年2 月17 日，蒋介石在一个长篇大论的讲话中谈到军事方面，他踌躇满志地说：“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轻视溢于言表。
对胜利时间的估计，毛泽东是慎重的，他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1947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革命胜利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我过去曾说过，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毛泽东很清楚国共军力之间的差距，和蒋介石的“可笑之至”一样，毛泽东的一个“熬”字，把共产党人面临的严峻形势说得清清楚楚。
▲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回过头来打量1947 年，把“南京的自信”和“延安的胜利”这一意义相悖的词组放在一起，实际上并不矛盾。这一年成为国共双方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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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给了一个大考验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猬集陕北和山东，形成“双矛攻势”，形势十分严峻。对此，毛泽东决定下一招险棋，做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进攻战略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 ，这样可以东胁南京、上海，西逼武汉，北迫郑州、洛阳，南抵长江，驰骋中原，震慑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指挥，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为作战范围。
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先挺进鲁西南，然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分别在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形成了“品”字形互为犄角的有利战略态势，是刺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三把尖刀，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向敌人统治区域主动进攻。
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战略转变一无所知。蒋介石此时正放眼全国战场，根本连想都没想过共产党人还有这个胆子，十几万人马，连后方都不要，从黄河岸边一跃而饮马长江，从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一下跳到他在南京的卧室门口。
这个从军事常识角度出发，怎么看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不按常理出牌，是最厉害的杀招。
▲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形势图
1947年8月7日黄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2万多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了！
为了保密，刘邓大军星夜南下，隐姓埋名，将每个部队都更换了代号，以参谋长的姓氏加村庄为代号。野直参谋长是李达，就叫李家庄；一纵参谋长是潘焱，就叫潘店；二纵参谋长是王蕴瑞，就叫王家园；三纵参谋长是曾绍山，就叫曾家庄；六纵参谋长是姚继鸣，就叫姚关屯。
经过十几天的快速行进，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蒋介石得知后，大为光火，怒斥各部的失职，但已无可奈何。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军都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冲冲杀杀，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
刘邓大军的底子是原抗日战争中的129师，而129师的底子则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刘邓大军中的许多指战员都是大别山人，如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等。他们对于大别山，有更特殊的感情。
8月30日，刘邓首长向部队发出指示，提出“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和“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的口号。这些“鄂豫皖子弟兵”都是红军长征时就离开了大别山，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说起大别山时，都是眉飞色舞：“到了大别山就等于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到了那里群众就会欢迎我们。”家乡在北方的战士们一听也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像鱼儿到了水里一样，打起仗来也顺手。
然而战士们并没有想到，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别山人民的革命热情已不像当初那样激情澎湃了，他们更现实也更实际了，他们只想守住土地安静地生活。任何一个连续经历了20余年战火的地方，人们再有激情，也会对战争或多或少地感到厌烦，不管这种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
战士们期待的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更多的是疑惑、惶恐、不安的目光。等待刘邓大军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
毛泽东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做过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大别山很快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区的英山县城开进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当年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副教导员的侯建军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
大别山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蠓虫，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有些同志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北方人也不懂，因为要赶着行军，来不及把稻壳去掉，煮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有的食道都被划破出血了。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生病的也很多，就是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
看到大别山的路，战士们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就是稻田埂，别说是拉炮，就连拉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路再难走，咬着牙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石头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战士，他们手把手地教北方战士打草鞋。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血泡，行军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大别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衣服没有干的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长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花子一样。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
除了疥疮，还有疟疾。原在一纵供给部工作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我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当时因为没有药，大伙只好忍着病痛坚持行军。有的同志就是没药品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上。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刘邓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到，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
在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2
整顿纪律比打仗更为艰难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指战员都还是咬着牙忍受了，可是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回忆说：
我是个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蒋介石慌忙调动23个旅尾追而来。刘邓大军能否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南线战略进攻，乃至整个战略进攻能否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
这是一项比打仗更为艰难的工作。
六纵十六旅和野战军司令部一起活动，一进大别山就感受到了老乡的顾虑。有天行军，他们路过一个村庄，狗一叫，全村便立刻鸡飞狗跳，混杂着女人们的喊声、孩子的哭泣声，一会儿就消失在四周的竹林、苇丛和山沟里，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了。
六纵十六旅旅长尤太忠明白了：这是老乡怕我们啊！
他自己是从大别山出来的，知道老乡们遭的罪。他沉重地对战士们讲：“我们只有用行动让他们看看，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连桌椅都不能碰一下，只准在外面睡稻草！”
刘邓大军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后来又增加至33个旅80个团，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双方都要在大别山就地补给，大别山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因此过起日子很现实，他们要活命，就得想方设法地保存自己少得可怜的财物和粮食。
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为了生存下去，部队里开始出现个别人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部队打土豪时，向老乡打听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把猪拉过来就杀吃了。
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抢东西等现象。
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想都不敢想的严重违纪现象，在各个纵队或轻或重地都存在着。老人们说，这不是哪个纵队的情况，几乎每个部队都有。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伯承、邓小平忧心如焚。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
会议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说：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立即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赵桂良得知后，抱头痛哭：“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
1947年10月，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奉命保卫野司。二营教导员侯建军至今对刘邓首长重视群众纪律记忆犹新：
邓政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深，特别是在群众纪律方面，要求很严格。部队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派人来问一问：“门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有一次我们往金寨方向转移，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密集，我们忙带部队上山。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邓政委还是派来了人，问我们群众纪律检查了没有。
有一次，刘邓率指挥部由豫南下鄂东，在麻城县境夜行军时，副政委张际春发现路上有不少甘蔗叶子扔得到处都是，他断定是过路部队拔老乡的甘蔗吃了。张际春当时就十分生气，到了宿营地后，他顾不得睡觉，亲自给附近部队的领导一一打电话查问，最后还派了组织干事张涛去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并向老乡进行了赔偿、道歉。
在刘邓首长的严格要求下，各个纵队都进行了纪律整顿。原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后来回忆道：
为了加强部队纪律，从旅、团到各连均设有纪律检查组，每次转移后都要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睡的稻草放回原处没有，院子里打扫没有，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对违犯纪律的，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十八团直属机枪连副指导员在水塘边抓了些鱼，捡了几个鸭蛋，团党委发现后，命令他把东西送还老乡，给他撤职处分。
▲ 刘伯承、邓小平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
整顿力度越来越大，许多违犯纪律的相继被处理，部队违法乱纪的现象越来越少。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里曾经讲道：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十七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有个机枪连，过新年住老乡家，为了尊重群众大年初一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
3
残酷的战斗
刘邓大军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周旋，神出鬼没，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转。张家店之战、高山铺之战、广济之战，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两军对阵，冲锋陷阵，战士们得心应手。对解放军来说，在大别山最让人头疼的对手并不是那些重兵“围剿”的国民党军，而是那些多如牛毛、无处不在的地主武装“小保队”。
为了剿除刘邓大军，蒋介石在军事“围剿”的同时，搞起了所谓的“总体战”，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各地的地主、恶霸、特务、土顽部队，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一时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地方工作人员、百姓群众、掉队战士、伤病员，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小保队”成员十分复杂，有些是土匪，有些是地痞流氓，甚至有些还是红军时期的叛徒，这些人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他们不但熟悉大别山地区的风俗民情，而且也熟悉解放军的那一整套游击战术，因此危害也最大。“小保队”平时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隐藏在群众中，吃住也在村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
解放军处于明处，“小保队”处于暗处，时而啸聚，时而分散，让人防不胜防。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凶残。说起“小保队”，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至今还深恶痛绝：
“小保队”对当地情况熟、地形熟、人员熟，你人多时，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时候，他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还很残忍。这事我见过好几次，有次是把我们的人杀死吊在树上，大冬天的，没穿上衣，只穿一条军裤，这才看出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小保队”抓到这些伤病员，砍成几块，胳膊、腿扔到山上到处都是。我们出大别山时，还见到有5棵树上吊死了5个人，都是解放军，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
各种有关“小保队”的情报汇集到野司，刘邓决定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1947年12月3日，刘邓得知宋埠（麻城东南一个较为富庶的小镇）附近的敌八十五师西移后，立即指示六纵，乘宋埠空虚，迅速占领，清剿消灭了2000多人的“小保队”。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后来回忆说：
消灭宋埠之敌，震惊了大别山的土顽。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留驻，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为敌，迟早要遭到铲除。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
蒋介石为了“清剿”大别山，早日除去刘邓大军这个“心腹大患”，一改一贯采取的非中央系将领不给实权、逐步吞并其部队的做法，在11月下旬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任命国防部长、久失兵权的桂系首脑之一白崇禧兼任主任，执掌统辖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妄图一举肃清大别山的解放军。
这次“围剿”，国民党军共动用了15个整编师30万人的兵力。其中主力王牌整编十一师是特地从华中调来的，对处于艰苦环境中的刘邓大军来说，的确是个“麻烦制造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打了三次恶战。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刘邓认为，这是转入战略进攻后的最大考验。鉴于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难以捕捉战机；大别山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小，不便大兵团机动作战；根据地初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粮食征集困难等实际情况，决定以主力坚持内线斗争，以一部兵力向敌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即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方针，与敌周旋，和敌人在大别山捉起了迷藏。
说是兜圈子，实际上就是躲着敌人跑，保存自己。但这也是不容易的，躲过了这个，又碰到了那个，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敌人包围。部队天天行军，一天要走上百里，有时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原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二营副教导员 刘伟回忆说：
我们那时天天行军，和敌人兜圈子，很少睡觉，经常是正准备睡觉，敌人来了，只好赶紧上山。1948年元旦时，我们隐蔽在山上，敌人就在下面的村庄里，我们也不敢动，恐怕被敌人发现，就把牲口的嘴捂住，不让它叫。半夜里我们偷偷地翻过山走了。战士们很疲劳，走着走着都能睡着。我们营在行军时，整个营都睡着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团长来了，站在路边吆喝了一声：“这是哪个部队，怎么都站在这里不走了？前面部队都走得不见了，还不快走！”站在我前面的一个战士一激灵，赶紧拽着枪就跑，枪托正好撞到我嘴巴上，把我的两颗牙齿都打坏了。
在这个时期，敌人到处在找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则千方百计地要摆脱敌人。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极其辛苦。夜里行军，战士们把白毛巾捆在背包后面，作为联络目标，防止掉队。也有人把绑腿解下，互相牵着。休息时，背靠背坐下，一人动大家都醒。
大别山冰冷的冬雨慢慢变为了雪花，纷纷扬扬，迷迷茫茫。大雪遮盖了大别山的千沟万壑，到处一片银白，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平静起来。
刘邓大军的处境依旧很艰难。
许多老人说：1947年的冬天，那个冷啊，大别山从来没那么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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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战略转折点
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讲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对在冰天雪地里艰苦行军的刘邓大军来说，此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一篇鼓舞人心的报告。它的发表，甚至比数十万军队前来支援更有力量，更能打动人心。
大别山的艰苦生活、险恶环境以及部队受到的挫折，使得一些指战员，甚至是团以上的高级指挥员，对大别山及全国敌我斗争形势认识不清，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成了刘邓大军反右倾的有力武器。许多老同志都说，反右倾，贯穿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全过程。
刘邓自始至终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刘伯承是有名的儒将，温文尔雅，平常旅长们都喜欢和刘伯承说话，无拘无束，什么都敢讲。但在针对有关部队三次贻误战机一事召开的会议上，刘伯承却发了脾气，口气甚至比邓小平还严厉：“一个月来，刚付出点代价，饿了几顿饭，走了几天路，就仿佛没有前途了。才碰上一点困难，就怀疑能不能在大别山坚持了。有些还是团一级的指挥员，竟然从睡着的敌人中间穿过也不打！现在，我们就要称一称，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究竟是否足秤！就是要排队看一看，你是不是个男人！”
当时在部队中，确实存在着“对于敌人力量估计过多，对于自己力量估计过低”的倾向，以及不同程度的畏难情绪。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有些该打的仗，没有打，不敢打。其实，不是指战员怕打仗，而是怕负伤、怕伤员无法安置。无后方作战，安置伤员成了个天大的问题。因此，很多时候有部队宁可选择不打或者避开，后来甚至出现了开小差和集体逃亡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立即展开了认清目前形势的学习。时任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的宣传股长杨锦华被几个连队干部问道：“什么叫转折点？”杨锦华给他们讲了半天全国的形势，说得口干舌燥，人家却不买账：“你说得好听，什么叫转折点？叫我说，我们整天在大别山打转转，走的都是拐弯路，这才叫转折点！”
杨锦华回去后，给政治处主任苗兴华做了汇报，苗兴华也忧心忡忡：“这的确是个问题。全国的形势是好的，但指战员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局部形势，看到的只是整天在大别山打转转。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形象直观地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楚全国的形势？”
杨锦华想了个主意：把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标在地图上来进行教育。
第二天，杨锦华把全团教导员、指导员集合起来，拿了一根棍子，指点着一张标得一清二楚的地图讲起了全国形势，大家这才相信，解放军的确是在进行“战略反攻”。各个连队也进行了类似的教育，战士们很受鼓舞。
大别山站住了脚，全国战局也为之改观。正如周恩来在12月会议上所做的军事形势报告中指出的：“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7月的刘邓渡河，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
194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刘邓决定将主力转出大别山。这时的他们如果不是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已经很难看出这是一支“部队”了。战士们自制的棉衣裂开了一道道口子，露出了里面带着棉籽的棉花，雨水一淋，用草灰、树叶染成的棉布“原形毕露”，花花绿绿的。就连刘邓首长身边的野司警卫团也很“狼狈”，原警卫团政委朱汉雄回忆：
从大别山出来，（警卫团）有的战士没了帽子，头上就裹着一个头巾；有的战士衣服上的扣子只剩下两三颗，是半敞着怀的；都顾不上洗脸，一张张脸都是黑不溜秋的，一出汗，脸和脖子上爬着一条条“蚯蚓”。
原六纵十七旅骑兵通信员芦旭阳回忆说：
我们出大别山时，可以说是有点狼狈。哪像赫赫有名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啊，背的枪品种也全，中正式的、三八大盖、卡宾枪、汉阳造，什么都有，穿的衣服也是花花绿绿破破烂烂，有些战士还露着屁股，哪里像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纵队？简直是一群乞丐嘛。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承受的困难也早有所闻，他再三告诫各部队：遇到刘邓大军，不准取笑人家，更不要看不起，人家在大别山可是立了大功的，拖住了国民党那么多部队，我们才能放手打大仗。
刘邓大军从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胜利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转战大别山，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但刘邓大军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和英勇的牺牲，也是巨大的。可以说，这是一支面对不公平待遇仍然毫无怨言的队伍，一支明知道自己去送死依然能不折不扣去执行战斗命令的队伍，一支具有超强的意志力的队伍。
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时，全军（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共12.4万余人，转出大别山后，共计5.86万人。虽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过程中，对部队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刘邓曾讲道：“我们这个部队通过大别山斗争的严峻考验，剩下的这一批骨干，只要一补充新兵，战士个个都可以当班排长……”
这话说得并不夸张，出了大别山后，刘邓大军各个部队仗仗打得都很精彩。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到1947年年底，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经过半年多英勇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个整编师（军），54个旅（师），非正规军100个团，共75万人。此后，战争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
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时，西北、华北、东北、山东、苏北等战场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也连连得手，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国民党仅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地区，尚有26个机动旅可以进行战役性进攻，其余一切战场的国民党军，全是被动挨打。这在半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战争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不但敢讲“进攻”了，并且还要在几年内夺取全国胜利！相反，蒋介石在1947年年底，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再也没有年初那种“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的神气劲了。
历史在1947年年底翻了个身。毛泽东终于“熬”过了这最难熬的一年。
从1948年起，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无论从政治、军事意义，还是从对部队的经验锻炼来说，大别山这7个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万里长征”，正是有了这个“长征”，饱经磨难的刘邓大军历经那个寒冬的蜕变，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更显示出异样的光芒，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不朽功勋。
（文 / 萧雅文 葛红国 裴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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