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小说家、歌唱家、革命家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吕赫若，被称为“台湾第一才子”
吕赫若本名吕石堆，1914年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台中。22岁时即在日本《文学评论》发表处女作《牛车》，这篇反映台湾农民现实处境的小说，1936年与台湾左翼作家杨逵的《新闻配达夫》（送报夫），共同被著名作家胡风选入《朝鲜台湾短篇集──山灵》书中，在台湾、大陆与日本文坛之间受到重视。
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的吕赫若，不只在文学创作表现其早慧的才华之外，更曾远赴日本学习声乐，在日本日比谷音乐厅举行过演唱会，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也曾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演唱会以及新公园电台歌唱。兼具文学家与声乐家身份的吕赫若，1951年之后在台湾官方档案中的纪录，却只剩下寥寥几字：“吕赫若，三十二岁，台中县，台北歌手”。
吕赫若一夕之间消失在台湾的视域之中，他的理想、信念及创作长期被历史与政治的迷雾湮没，直到1970年代《夏潮》杂志有意识地发掘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作品，人们才开始惊觉这位台湾才子究竟下落何方？
吕赫若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文学，是苦难和梦想战斗的道路”，在小说与歌唱之外，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信仰，投入到社会变革的实践之中。
吕赫若的革命之路，却往往在述及他的世俗化故事之中被轻描淡写，如同“台北歌手”四个字一样云淡风轻。
在日本殖民高压统治之下，吕赫若的左翼思想逐渐萌芽，其日据时期发表的《牛车》、《暴风雨的故事》等作品，类似于赖和《一杆称仔》的价值，都站在农民的立场表达了真挚的同情，并对现实发出控诉。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就认为，1931年以阶级意识推广台湾民众文学的“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可能对吕赫若产生了“更亲切的影响”。吕赫若选择“赫若”作为笔名，按其子吕芳雄的说法，“是希望做一位赫赫有名的年轻人”；不过，曾与吕赫若在最后革命之路共事过的李石城，则指出此名取自于他所敬仰的两位左翼作家：郭沫“若”以及朝鲜的张“赫”宙──也透露出吕赫若的左翼情怀。
台湾光复之后，吕赫若怀抱著热情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吕芳雄在《我的父亲：吕赫若》中也回忆，他“以欢乐的心情，教导子女唱中华民国国歌”。与此同时，吕赫若更活跃于台湾文化圈，尤其与老台共苏新，以及当时台北建国中学校长、左翼知识分子陈文彬交往密切，并先后在进步刊物《人民导报》与《自由报》担任记者。陈文彬的长女陈蕙娟回忆，吕赫若经常教她们唱歌，特别喜爱《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曲，“我心里头却明白，这个‘她’其实指的是海峡彼岸的红色中国”。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吕赫若思想愈趋左倾，从原来寄希望的国民党“白色祖国”转移到共产党的“红色祖国”，实际投入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之中。一方面担任地下刊物《光明报》主编；另一方面开设“大安印刷厂”，表面上印行《孕妇保养须知》、《小学音乐课本》、《世界名曲乐谱》与《侠盗罗宾汉》等书籍，事实上是在为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及地下党机关报、党员手册等文件做掩护。
1949年国共内战战局大致抵定，国民党开始在台湾内部“扫荡”红色力量，白色恐怖即将笼罩全台。当年秋天，国民党动手抓捕包括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在内的《光明报》相关人员，吕赫若开启了躲藏逃亡之途。此间一度遭遇国民党特务盘查，吕赫若拿出姓名栏记载为“吕石堆”身份证，由于特务不知吕石堆即为吕赫若的本名，从而逃过一劫。吕芳雄还记得父亲见母亲的最后一面，行色匆匆背起一个卡其色背包，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
在此阶段，省工委已着手在今新北市汐止、石碇一带的鹿窟山区建立武装基地“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吕赫若最后落脚于鹿窟基地担任联络员要职。吕赫若在基地掌管约200台斤重的无线电发报机，为了躲避侦查，必须每发报一次就要换到有相当距离之隔的地方再发报，且只能在晚上摸黑行动。1950年农历5月23日深夜，吕赫若在一次行动中不幸遭毒蛇龟壳花咬伤，年仅36岁的革命家吕赫若命丧鹿窟山区，由同志埋葬于当地。
直到1952年12月，国民党当局出动1.8万人“围剿”鹿窟，共400多人被捕，最后枪决35人，98人判有期徒刑，19人感训。根据台湾官方档案，在鹿窟基地还发现了一面五星红旗。2000年，当地政府设立“鹿窟事件纪念碑”，纪念此被认为是1950年代最大的白色恐怖事件。
吕赫若有机会成为台湾最伟大的文学家，一位天才洋溢的作家、热情奔放的声乐家，顶着白色恐怖的死亡威胁，日夜潜行于市井乡野间，说来的确动人心弦。
当代台湾社会或许以富有传奇的角度看待吕赫若等人的经历，却难以理解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激动时代，一位“台北歌手”何以毅然决然走上红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