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 | 经济观察报 朱嘉明/文
1918年5月15日，星期三，《新青年》月刊4卷5号刊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今年的5月15日，是《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过去一个世纪，关于《狂人日记》研究的文献遍布中外，这并不妨碍对这篇小说进行更为深度的分析。
再现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
时空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时间是1918年4月初。想必那年四月的北平和今天北京的气候不会有太大的不同，街上的柳树、毛白杨树、榆树和槐树都已长出绿叶。那时的北平人口并没有精确统计，大约在80万人左右。在1980年代，一位叫邓云乡的先生写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北平的真实场景，让我们可以想象鲁迅在100年前的那个4月，会怎样徜徉在北平城，酝酿着他的《狂人日记》。
此时的鲁迅已经37岁，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科长，居住于已有近百年历史的绍兴会馆。鲁迅当时的收入应该属于中产知识阶层水平。平日除了上班点卯，大多时间都沉浸于“抄写古籍和古碑文”。
进入1918年的世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十四点协议，列宁组建苏联红军，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迁都莫斯科。这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1918年的中国，多次多地发生地震，北洋政府获得日本善后借款，“护法运动”彻底失败，北洋军阀分裂，中国进入深刻的政治动荡阶段。留学多年的鲁迅对于国内外大事一定是关注的。
直到写作《狂人日记》，鲁迅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沉沦和寂寞。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对此是坦然承认的。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
直接原因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来自他与钱玄同（1887-1939）的一场关于“铁屋子”的对话。
鲁迅针对钱玄同询问他的古碑钞本的意义，进而邀请他为《新青年》写点什么，以为这些人“许是感到寂寞了”，故做了如下的回复：“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对此，钱玄同的论点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鲁迅被这句话所震动，因为“希望”这两个字触动了鲁迅。可见，很可能处于虚无、失望，甚至绝望的鲁迅，内心深处依然保存着“希望”的火种。
几年之后，鲁迅将《狂人日记》编入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书名是《呐喊》。显然，鲁迅企图向“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呐喊，寄希望被唤醒的人们最终有可能毁坏这个“铁屋子”。
鲁迅所说的“铁屋子”，超越他个人生存空间，也超越以中国文化为边界的空间，那些参加世界大战的人其实都是在这样的“铁屋子”被闷死和杀戮的。鲁迅对人类是有终极关怀的。只是，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鲁迅为什么选《狂人日记》
这样的主题？
鲁迅答应了钱玄同的要求，脑子里一定浮现出若干选题。但是，他为什么最终写了《狂人日记》，最符合逻辑的是：人类的互相残杀是鲁迅最关注的问题。
目前为止，人们解读《狂人日记》，强调的是鲁迅对中国数千年吃人文化的一种揭露和批判。因为鲁迅信手拈来了至少“易子而食”、“食肉寝皮”、“海乙那”、“易牙”、“徐锡林”被吃等典型案例。但是，我更宁愿相信鲁迅在写中国吃人历史的背后，还看到了整个人类的吃人历史。1918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依然每天重复着人吃人的历史。在现代媒体并不发达的中国，中文和西文报刊杂志也会刊登中国各种军事集团之间残杀，以及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的血腥文字和照片。
鲁迅的《狂人日记》捕捉出吃人主题，既是他对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深刻理解，是他对人生的重要观察和感受，更是当时中国与世界现实的一种刺激。
《狂人日记》揭示的吃人模式
在似乎荒诞的语言背后，12天的《狂人日记》提供了关于“吃人”制度、原则和方法的清晰框架：（1）吃人是进入遗传基因的；（2）吃人是一种文明史，在中国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3）吃人是一个共犯机制，从来是集体行为，所有的人都是吃人的人；（4）吃人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5）吃人被赋予合法性，吃人的人永远要给被吃的人以“恶人”、“病人”、“罪人”、“犯人”这样的名义，使民间、官府、医学、道德、报复的吃人行为有所依据；（6）吃人受到阶级、年龄和性别的限制，诸如赵家人，可以在吃人方面享有特权和优越位置；（7）吃人不受荒年影响，是一种常态；（8）吃人具有计划性和严密性，通常要加上陷阱，让被吃者思考和陷入到一种自己需要被吃的幻觉之中，甚至让被吃者陷入罗网，逼他自戕；（9）吃人是有分工的；（10）吃人的方法是有多样性的；（11）吃人是有一个产业链的，从赵家的人到赵家的狗都参与了吃人的过程。
简言之，《狂人日记》在对吃人的历史加以考证并对现实观察之后，形成了对中国吃人模式的著名论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进而，主人公做出了一个宿命性的预言：人类如果不求悔改，就会同归于尽。“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的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最后，主人公提出他的理想社会：“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而这样的社会，要从没吃过人的孩子做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所以，《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绝非“迫害狂”，不但心理健全，悲天悯人，还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且充满了激情、勇气与正直的理想主义，不乏哲人色彩。
是什么成就了《狂人日记》？
鲁迅的《狂人日记》不过4700字而已，却产生了经久不衰的震撼力，这与鲁迅的经历以及对他有影响的几个人物不可分割。
其一，鲁迅的医学，特别是解剖学的专业训练。鲁迅讲过，“在医专学习期间共解剖过二十几具尸体，一开始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没有对人的身体有相当深的感触，很难把吃人这个主题如此震撼性的提炼。
其二，精神分析法。《狂人日记》记载了主人公最为重要的精神世界变化和心理过程的四个阶段：“发现异常、怀疑被吃”；“察觉阴谋、警惕被吃”；“反思吃人、劝告他人”；“忏悔自我、救救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首先发现自己深处具有的原始欲望，“对吃人习以为常”的群体之中，他们延续和体现了“野蛮人”的“本我”。所以，主人公担心他人要吃了自己“并非紊乱的意识”，而是一种合理怀疑；进而主人公要保护自己以实现“自我”；再然后主人公反思吃人，劝告他人，自我忏悔，实现了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超我”。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可以看到强烈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
其三，尼采的影子。鲁迅对人类的总体认知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人类充满了同情、怜悯，隐含着拯救的心思；另一方面，他对人类是批判、失望和绝望的。所以，一方面鲁迅通过《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表达自己的心声，一方面将他作为批判的对象。鲁迅的这种矛盾，正是尼采主义的内在矛盾。人类的是非是相对的，人类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被否定的。所以，尼采是寻求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人。
《狂人日记》和卡夫卡
鲁迅和卡夫卡是同时代的人。卡夫卡没有读过鲁迅是肯定的，也没有资料直接证明鲁迅读过卡夫卡。但是，《狂人日记》相当注重对主人公“潜意识”的发掘和描述，涉及了与“潜意识”相关的一些元素：批判、仇恨、同情、脆弱、黑暗、荒凉、孤独、枯燥、怀疑和绝望。这恰恰是卡夫卡的风格。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引用米兰·昆德拉对卡夫卡小说的一种解读：“因此，人的生活只是个影子，而且还是‘错误的影子’，真正的生活却在别处，在永远无法到达之处，‘在非人和超人的境界里’”。《狂人日记》主人公无疑处于“非人”和“超人”之间的某种境地。此外，《狂人日记》也有卡夫卡诗意的写法，大量写黑夜，白天也用黑夜表达。
鲁迅的《狂人日记》和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
鲁迅1918年的《狂人日记》和果戈理1835年的《狂人日记》是同名。鲁迅承认果戈里是他最喜欢的世界作家之一，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对他具有启发性。多年来，不乏一些学者比较这两个《狂人日记》。最主流的说法是：果戈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官职卑微，因为对其上司的女儿的爱慕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从忧郁症变成狂人，不过是一种在旧制度下逆来顺受的悲剧“小人物”。而鲁迅《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是真正的狂人，因为他是一个旧制度的叛逆者。果戈理的是哀鸣，鲁迅引申出的是战斗的呐喊。
其实，两篇《狂人日记》的本质差别是鲁迅和果戈里的差别。果戈理是一个狂热的东正教徒，患有深重的忧郁症，长期遭受贫困和疾病的折磨，甚至丧失创作激情，死前希望把他的手稿烧掉。相较于果戈理，鲁迅虽然在1912-1918年期间，对佛教有过相当大的倾向性，却是没有被任何宗教束缚的知识分子，孜孜不倦追求的是个人意志和精神的自由。
所以，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给予鲁迅《狂人日记》以灵感，但是，被鲁迅所超越。在果戈理那里的荒诞、卑微、屈服，在鲁迅这里变成了震撼、尊严、挑战。从这个意义上，鲁迅是战士，果戈理却不是。
《狂人日记》和
《孔乙己》、《阿Q正传》的互补关系
1922年，鲁迅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取名《呐喊》，支撑这个小说集的最重要的就是《狂人日记》、《孔乙己》和《阿Q正传》。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人格都不完整，充满悲剧色彩，但是，这三个人加起来却将人性的基本特点和心理活动的常态显现出来。就写作风格和手法而言，这三篇小说差异显著。《阿Q正传》是可以搬上荧幕的，《孔乙己》是可以画成小人书的，唯独《狂人日记》难以用形象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狂人日记》更像是一个哲理作品，主人公充满思辨能力，心理活动丰富，对人类怀有愿景。《狂人日记》要回答以“吃人”和“被吃”特征构成的恐怖的、悲惨的、病态的、荒谬的世界如何能够维持，用什么样的逻辑可以打破？这恰恰是《狂人日记》的魅力所在。
需要承认，人们对《狂人日记》评价长期不足，原因很可能是其语言晦涩一些，故事情节弱化，与人们所习惯的小说格式差距甚大，更深的原因则是鲁迅超越时代的表现手法。当代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说：《狂人日记》里“大半是运用意象派和象征派的手法”。这是中肯和重要的。甚至可以这样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文学意识流”的开山鼻祖之作。
无论如何，以《狂人日记》作为开篇的《呐喊》，其实奠定了鲁迅文学的生态系统。而没有《呐喊》，岂有《彷徨》？
《狂人日记》、《新青年》和
五四运动
鲁迅的《狂人日记》刊登于《新青年》月刊4卷5号，这一切不论对鲁迅，还是对《新青年》的影响都是历史性的。
据李宗刚先生研究，《新青年》从文化启蒙的理念出发，不再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自然来稿，而是组织约稿。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积极后果：作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可以继承期刊的文化立场；编辑所编发出来的作品体现期刊的文化诉求；读者所阅读的作品渗透了期刊的文化期待。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因为鲁迅具有创造新文学作品的潜力，又是典型的“新派”人物。而鲁迅因为接受此次约稿，创造出《狂人日记》，在整个文学界破茧而出。《狂人日记》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青年》从刊载《狂人日记》这一期开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可以这样想象：《狂人日记》播下了五四运动的第一个种子，《新青年》月刊4卷5号刊吹响了五四运动的“集结号”。
《狂人日记》与
西班牙画家戈雅的“黑色绘画”系列
鲁迅在1920年代末期将欧洲的版画艺术引入中国，发起了“木刻运动”，因此作品多配有黑白的版画。
因为少年习学美术，知道了西班牙浪漫主义派画家戈雅（FranciscoJosédeGoyayLucientes，1746—1828）。后来，我在马德里终于看到了他的《农神吞噬其子》原作。这幅作品描述了罗马神话中的农神Saturn因为听到预言说他的儿子将会推翻他的统治，于是将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吞噬下去的故事。戈雅这副画布上，遍布世界末日色调，Saturn吃人的表情是复杂的，包含着不安、神秘、凶残、恐惧和麻木。
戈雅是一个绘画天才，27岁就成为了西班牙皇室的宫廷画师，用色以和谐为主。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西班牙陷入最黑暗的时期。戈雅近距离观察了战争，刺激他创作了一系列描绘法军屠杀场面的作品，画风改变，并创作了被现代人们誉为“黑色绘画”的系列作品，《农神吞噬其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我站在《农神吞噬其子》面前，久久不肯离去。我不免想起的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所描述的氛围，也一定是昏暗的，甚至漆黑的，每个吃人的人的表情只能如同Saturm，每个人的嘴角都淌流着鲜血。
在罗马神话中，唯一被母亲藏匿而幸存的孩子，长大后最终推翻了Saturn。其实，这也是鲁迅《狂人日记》背后隐藏的希望。
我和鲁迅家人
在我小学期间，只知道鲁迅的名字。但是，在没有读过鲁迅文字之前，却曾经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及其儿子周海婴在北京西城的同一条胡同做过邻居。有那么几年，几乎天天傍晚可以看到许广平进出胡同的身影，她花白头发，衣服得体。我们的足球常常在她身边飞过，她处变不惊，慈祥望着我们而已。后来，他们家搬到景山和沙滩大街之间的一个有绿色大门的四合院里。我偶然还碰见过她一次，还是那么慈祥，带着她特有的微笑。
我真正读鲁迅，还是上了中学以后，鲁迅的文章收录于初一的语文课本。在“文革”可以疯狂自学的岁月，浏览过鲁迅的书，从小说到杂文。但是，深入回味和思考鲁迅，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鲁迅无疑是深刻的，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对鲁迅会有不同的解读。从青少年开始，到晚年也不会结束。我还不知道，有哪样的文学家可以像鲁迅这样，有如此的魔力。
我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谨以此文纪念“《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
“鲁迅”的诞生：《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
刘周岩 三联生活周刊 5月15日
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发，署名鲁迅。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也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的笔名。
而就在此之前，公务员周树人尚处在“十年沉默”之中。直到《狂人日记》发表，他才真正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鲁迅。这一转折的发生，和1917年中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新青年》编辑部成员在北大的会聚有直接的关系。
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人们心中有很多个鲁迅的形象：为孔乙己和阿Q作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家；幽默、犀利、骂人毫不留情的文坛论手；“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民族魂……然而，1917年的他还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
1917年，36岁的周树人只是一位蛰居京城的消沉的公务员。此时的他不以写作为业，尚未用“鲁迅”这个笔名，甚至从未以白话文进行过任何文学创作。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鲁迅”，此刻尚未降生，但我们在文章中还是以鲁迅称之。
鲁迅结束在日本的7年留学生涯回国是1909年，在杭州和绍兴的学堂做了教员、学监。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经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鲁迅进入教育部工作。在南京几个月后，他随教育部迁至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十余年。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前，他的正式身份都是教育部官员。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比鲁迅大13岁，算是长辈，一生中对他多有提携。早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两人就因共同朋友陶成章以及光复会的事情有过接触，此后又多有交流。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后，听说鲁迅有求职的打算，便立即聘用，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事务。那时民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蔡元培锐意革新，鲁迅也满怀热情。鲁迅后来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辞职。新任总长把“美育”剔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另一方面，鲁迅被视作是蔡元培由南方带来的革命党，在袁世凯政府里处处受排挤，他能够施展的空间大大缩小了。
政治环境严酷，教育部其他同僚为避祸，纷纷公开表现自己沉溺于某一种嗜好，或嫖妓赌博，或古玩书画，以求自我保全。鲁迅不嫖也不赌，就靠抄古碑、读佛经、辑录古书消磨时光，周作人后来回忆鲁迅这段经历：“人人设法逃避耳目……鲁迅……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片来看。”这样的状态，从1912年一直持续到1917年。
鲁迅
1917年，鲁迅处在人生中最苦闷的一个时期。他独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一排僻静小屋中。会馆院中有一棵相传缢死过女人的槐树，鲁迅在夏夜常摇着蒲扇坐在这棵槐树下，透过密叶的缝隙凝视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每日依然要到教育部例行上班，回来后，便一人在这会馆中抄古碑。今日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鲁迅那时抄碑的墨迹，全部是用极端正的蝇头小楷誊抄，显然费时颇多，这正是鲁迅所谓“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甚至给自己刻了一方石章“竢堂”，取了一个号“俟堂”，意思都是一个，即“待死堂”。
鲁迅消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鲁迅自己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另一面，鲁迅自己的生活也颇不如意。在留学日本期间，他曾“弃医从文”，想用思想医治国人的灵魂，然而办杂志、译小说却全不顺利，无人理睬，他发觉自己并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领袖，于是有近10年时间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婚姻也是痛苦的来源，母亲给他包办了和朱安的婚事，可这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旧女子，鲁迅与她无法交流，全无感情可言，在北京也是孤身一人，留下朱安在老家。鲁迅将这段无爱的婚姻称作“慈母误进的毒药”。
1917年的鲁迅本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可蔡元培在这一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最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鲁迅对北大的事本不热心，但旋即意识到这对弟弟周作人而言是重要的机会。鲁迅随即和蔡元培取得联系，就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一事磋商。1917年3月7日，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这是通知周作人，他已被北京大学聘请，即刻北上。
鲁迅
周作人到京后，鲁迅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兄弟二人感情十分亲近，经常就文艺问题切磋交流。周作人为北大备文学课、翻译小说、出版欧洲文学史专著，鲁迅都参与其中。不仅孤寂减轻许多，文学也逐渐回到了鲁迅的生活中。这一段时间，鲁迅和昔日伯乐蔡元培也来往密切，他还应蔡元培之邀，为北京大学设计了校徽。
更重要的是，《新青年》编辑部来到了北大。因蔡元培改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汇聚在了北大。鲁迅与他们的交往，直接促成了他由“沉默”向“呐喊”的转变。最为关键的事件是钱玄同以《新青年》编辑名义向鲁迅约稿。两人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相识，又同是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常去绍兴会馆找周氏兄弟谈天，从1917年8月到1918年4月，鲁迅日记中记载钱玄同来访达22次之多。二人发生了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对话，被鲁迅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抱着这样希望与绝望的心情，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份《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
就这样，《狂人日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现代小说由此诞生。形式上，鲁迅采用日记体，“小序”使用文言，日记主体用白话，语言风格极为独特，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现代小说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双重借鉴；内容上，反抗“吃人的礼教”，亦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陈独秀、胡适等人从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真正实绩就最先体现在鲁迅的创作上。《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和北大诸人的关系进一步拉近，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孙伏园为《狂人日记》撰写了最初几篇评论，将其推向公众，陈独秀则对鲁迅的创作“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此后不断向他约稿，催生了《孔乙己》《药》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也正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的笔名，这是承以前留日时期的“迅行”，加上母亲鲁瑞的姓而来的。“鲁迅”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