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民族互动中看九原郡的历史地位
秦汉时期中原和北边各民族的交往是学界长期以来最为关注的问题。这种交往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确切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这个时期是中原农业经济与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是中原定居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剧烈互动的时期，这种互动常常表现为战争掠夺和贡赐贸易文化交流。其中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其实质则是两种文化的相互排斥，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过程。是朝着促进历史进步而向前发展。
九原位于农牧业交界的边缘地带，曾先后作为赵国、秦国及秦汉王朝边防、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的边防重镇。秦汉时代的九原具有其他地方不具备的许多特点，一是她的开放性，包容性：二是她的强烈的辐射性：三是对国家盛衰的影响。九原优越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在历史上成为多民族、多种文化的汇合之地，九原处于北方的核心地带，其文化对周边（漠北、西域、中原）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国家盛衰是九原历史发展的根本，而九原作为中原王朝的北边重镇她的盛衰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研究九原历史和文化对我们今天文化强国和可持续发展极具特殊意义。
秦汉时期，在今天的蒙古高原曾经是匈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由于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农业文明相比较，畜牧业即草原游牧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形态，司马迁曾写道“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驔骐。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这种经济形式上的差异，使南北民族产之间生了不同的经济和文化需求，至少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由这种差异引起的矛盾和斗争就日益加剧。当时处在中原北部的诸侯国已经感觉到甚至面临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如赵武灵王仿照胡人变更服装和军队的马车系统，说明赵国面临北方胡人和南部对手的双重挑战而主动地改弦易辙。
北方草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动在秦汉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匈奴族也建立了自己的集权政权，并且在长期斗争过程中，逐步统一了蒙古高原，虽然在这个时期，在匈奴族的周边还有诸如林胡、楼烦、东胡等强大的部族国家存在，但匈奴已成为北方草原最为强大的国家，却是不争的事实。“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善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匈奴与秦的接触就更为直接。
关于匈奴与秦朝的关系较早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中就是上述《史记•匈奴列传》里讲到的秦始皇派蒙恬北击胡事件，但此事在《史记》中却有不同的说法，“《史记•蒙恬列传》说蒙恬暴师在外十余年，但是《史记•六国年表》载此事是在始皇三十三年，，《资治通鉴》也说这件事是在始皇三十三年，始皇死于三十七年（公园前210年），始皇死后，蒙恬也被赐死。假如蒙恬是在始皇三十三年被遣去征伐匈奴与修建长城，那么蒙恬在外只有四年的时间，不能谓暴师在外十余年。若说暴师在外十余年是对的，那么蒙恬被派遣征伐匈奴与修建长城应在始皇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负责暴师在外十余年这句话就错了。”因此“蒙恬被遣到边境备胡筑城似应以始皇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为合理 。而在此前，九原郡尚在赵国的控制中。“九原地区至迟在魏襄王十七年亦即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即已被赵国控制，时‘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说明赵国已拓地至此，幷设郡治理”。
九原郡的归秦，应当是在灭赵以后，按照秦人一贯的做法，沿袭了赵国旧制仍设九原郡进行行政管理，和赵国的做法不同，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秦在九原设郡后，曾向这个地区大量徙民，匈奴传讲匈奴单于头曼因为抵抗不住秦军的进攻，向北迁徙了十几年，蒙恬死后，诸侯畔秦，中原扰乱，曾有大量的“秦所徙适戍边者”离去，根据秦王朝在占领新地以后，往往要大量迁徙内地秦人充实新地的做法，九原地区在秦王朝时期应当有大量的内地秦人在那里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并有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
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1975到1976年，在内蒙古的准格尔旗广衍故城附近清理了一批古墓，这些墓葬的特征，即屈肢葬、墓坑内有二层台、陶器组合以瓮、釜、小罐等实用器为主和关中秦墓风格完全一致，时间从战国中期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表明了秦人习俗在此地的延续，从墓葬下葬的从容状况看，显然不是战场上的临时安葬，而是长期定居的结果。在陕西长安的客省庄也曾经发现过二人角斗纹的铜牌饰，具有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风格，年代在战国晚期，类似的器物在甘肃灵台也曾有出土这些器物不管是来自于战争的缴获，还是出自于贸易或由于朝贡，他都说明，秦人与当时的草原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秦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秦人虽然在沿边地区修筑了长城，但并未能阻挡两族人民的密切交往。
秦汉时代，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汉民族与草原民族的贸易往来一直存在。林干曾经指出，汉匈之间有长期的的贸易往来，他指出，铜铁器成品及原料为匈奴日常所需，因此西汉名臣贾谊曾建议以控制铜铁出塞来挟制匈奴。
西汉初期，由于着力于国内的稳定和经济恢复，所以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以换取边疆的安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即位以后的汉代中期。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的和亲保守政策为主动进击。在秦长城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多次修缮或修筑长城。元狩二年，此前张骞联系乌孙欲击匈奴，张骞死后匈奴得知汉和乌孙同好，欲进攻乌孙，这种情况汉武帝当然不愿意看到，再加上汉武帝当时一直想从乌孙和大宛获得良种马匹，保护这条通道必然会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年汉武帝下令“始筑令居以西（长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元封三年汉军击退在楼兰一带的匈奴势力在酒泉至玉门关修建亭障，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太初四年汉朝又修筑了敦煌西至盐水一带长城，这样一来汉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基本上建立起整个环绕西北的长城防线。
秦汉王朝在国家北部和西北部设立的以长城为主体的防御工事，不仅防止了北方游牧民族上层贵族的南下侵扰，更重要的是这个边防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还带来许多积极的结果。由于军事需要，秦汉王朝在沿北部西北部的边防沿线设置郡县，大量移民，进行军事屯田和移民开发，对边境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杂居错处，贸易往来，也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秦汉王朝对北方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大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北方的匈奴族业已建立了自己的集权国家。
秦王朝建立前后也是匈奴不断向四面扩张的时期，匈奴先后控制了南到河套，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匈奴的强大对秦王朝已构成严重的威胁，秦始皇多次到边防视察，“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也就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关于秦朝兴兵伐胡，《史记•秦始皇本纪》把它说成是由燕人卢生所说“亡秦者胡也”一句话引起的结果，显然是不确的，在此之前秦朝已经完成对南方百越和东方燕齐沿海一带的统一，征服匈奴，统一北方正是秦始皇统一全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这一次蒙恬的出兵，战果卓著，一是收复了包括九原在内的河套地区、高阙、阳山、北假中等地，二是在占领地区修筑长城防线，三是徙适实边，将徙民安顿在新设的各县。三十四年，秦朝又大规模地修建了北边长城。三十五年，秦王朝又修建了从云阳直通九原郡的直道，“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三十六年，秦始皇又迁内地百姓三万户充实北河和榆中。
秦王朝对阴山以南地区的收复，特别是长城的修建，将云中、上郡、九原连接成一条坚固的边防线，首都咸阳的安全有了完全的保证，“如果匈奴占据阴山山脉以南的河南地，这个肥沃的地区既有利于牧牛放马，匈奴就可以借之以调整其实力，待到秋高马肥时，长驱向南，肆行侵扰，匈奴若从这里向南进攻，路途较为捷近，威胁就更为巨大”。秦王朝在新占地设县并大量的徙民于此，固然有解决边防粮草各方面的需求 ，秦直道的修建也说明秦朝边防前线需要的很多物资也需要通这条道路来输送 ，大量徙民 对当地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则更有利于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秦代由于统治时间太短，加之史料的缺如，我们一时还难以准确的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
秦末中原的内乱，给匈奴了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西汉初年对匈奴的边防政策，限于各种条件，一直处于守势，所以其边防格局也一直沿袭秦代末年的情况未变。这种情况到汉武帝时代才开始发生变化。
汉武帝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反击，从汉武帝元光二年 ，汉武帝派李广等伏击匈奴一直到武帝天汉二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与匈奴右贤王的天山之战，战争延续数十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从总体上看是获得成功的，从根本上削弱了匈奴贵族势力的力量，解除了汉朝的边疆危机。其中元朔二年卫青、李息在河套地区与匈奴的战争是汉匈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之后，汉朝在这里设置了朔方、五原郡。《汉书•武帝纪》说“（元朔二年春）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对朔方郡的设置，学界的看法基本没有什么歧义，而关于五原郡的设置是汉武帝重新设置亦或是对秦九原郡的改名学界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朔方与五原是同时设置，五原并没有直接承续秦九原郡的建制；一种意见认为九原郡从秦代一直延续到汉初，直到元朔二年，才更名为五原郡。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讲到“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中提到“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从文例看，这种概括的说法说明汉王朝拥有从云中至陇西一线的边郡，既如此，当然包括九原郡在内。在此还可以再补充一条论据，汉朝在元朔二年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后，元朔三年即开始修建朔方城（见《汉书•武帝纪》），朔方由于是新建郡，所以有此筑城之举，而史书则始终未见关于对五原有任何修建的记载。郡城的修建与管理机构、城防、边防管理各种事务有关，这恰好说明九原应当是设备完善，是可以继续沿用的。
九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在秦汉王朝边防战略中具有具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民族互动最为剧烈的秦汉时代，对胡汉民族历史的进程影响尤为巨大。
如果站在秦汉都城咸阳和长安战略的角度看，九原是这两个首都无可非议的北大门。九原是北出阴山，进入蒙古高原，南下关中的咽喉之地，秦王朝修建秦直道，将九原和咸阳连接起来，不仅大大缩短了从首都直达北方前线的距离，节约了人员和军事物资运输的时间，而且在冷兵器作战时代一旦有重大军情，秦直道所具有的军事交通功能就更为明显。作为首都的北大门和中央关中战略的前沿，应当是朝廷驻扎重兵的地方，对九原郡的控制，其意义不仅在防御草原民族的入侵，他还有以内治外，威慑山东和南方诸侯的作用。这是从军事战略角度看是这样。
从民族互动的角度看，九原地区处在民族接触的边缘地带，秦汉时期与中原地区就有广泛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是《史记•匈奴列传》，其中写道：“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约。”这里提到的和亲、通关市、给遺匈奴几事，已涉及汉与匈奴之间的全面交往，与匈奴和亲及通关市，加强了汉匈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匈奴从汉族地区获得了不少铜铁用具及丝绸而汉族也获得匈奴的皮毛及其他畜产品对于这种双方贸易，“著名蒙古学者札奇斯钦曾指出，游牧帝国对此贸易相当依赖”。
这种因民族互动而实现的文化交流在考古学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由西克姆夫发掘，因而被命名为‘西克姆夫墓’中，出土了杯底有69个汉字的漆耳杯，最能反映匈奴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
民族的互动与交流，对各自社会的发展无疑都是一种新鲜血液的注入，对社会的进步必然会起到促进作用，九原郡正处在这样一个风口浪点之地，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
作者：雷依群 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来源：九原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