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同者，出处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说过，万物进衍的漫长序列中，虽始终本着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根基法则，但一旦所处环境能够保障各群体、品类的共同生存。生物间将自然倾向于建立一种趋于和谐的协作共生生存秩序，不再相互屠戮。作为生物的基本共性，前贤的“大同观念”与“大同理想”自然将随着人类迈向文明后的充分积累与观念飞跃于万物进衍中应运而生。
所以两千余载前先贤的“大同理想”实际与当前人们的民主观念是完全不谋而合的，而奠定当代民主共和根基的孙文先生对大同理想的推崇亦为此加以有效印证。
但人们真正能够于观念层面形成“大同”前提，首先在于世界观与物理观层面所奠定的共同根基。
作为华夏文明最为辉煌的时代，时隔两千余载的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之所以能够孕育出胸怀天下、仁及万物的圣者，造就百家争鸣盛世，主要在于这一时代人们世界观的统一。也就是以自身视觉极限距离为半径、与地球同心的“天球”所笼罩的“天圆地方”世界观。
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下，人们通过不断记录“黄道”中太阳运动周期内不同天体停留位置并将其作为参照物，形成了十二进制、六十进制的时间观念，两仪、四象的空间观念，以及其他更加详细的分类记录方式。
以此类分类与记录方式为基础，后人也自然逐渐将“天圆地方”的“天下”范围中天地视为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的整体，由此奠定了当时人们共同的物理观。而在共同世界观与物理观之下，人们也自然顺理成章的对于社会层面的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一过程也自然可以视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短暂达到由物质至观念高度文明的充分印证。
此后历经数次民族融合的华夏大地上，虽有盛唐的名播四海;蒙元、满清的疆域广袤、幅员辽阔。但民族融合带来的文明覆灭与推倒重建、以及异域沙门宗教观念的流入，都使得后世于物理观上的统一程度难以企及前贤。人们对于圣者的“大同理想”也更多的体现于国子监中对前贤书撰的死记硬背，难以于根本洞悉原委。
特别是随着人们使用工具的日新月异，使得近两百余载人们的世界观相应由“天圆地方”的感官极限范围有效扩大至上至浩渺宇宙、下至质子、电子等微观粒子世界。
此前人们所依赖的自身感官显然亦不再为收集信息的唯一途径，甚至当我们触及量子力学的二相不定与宇宙的浩渺无边的上下边缘后，人类感官反而成为了我们真正认识世界本质的一种局限，而近两百载的科技发展显然又是不足以使人类完全跨越这一阻碍的。
古语云：“大道至简”，万物虽显万象，实则归为一理。而当今科学看似百花齐放的各异理论，实际是以各自切入点，人为将当前认知范围的整体以天文、物理、生物、化学等不同层面刻意划分。
其对万物间千丝万缕关联的共性亦自然相对应划分为引力、电荷、各异相互作用力，甚至更加抽象的业缘、因果、善恶、爱恨等不同形式。纠其根本，众科学理论所欠缺的正是前贤对物质认知的统一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先圣的智慧本质在于不同中寻求共同，而尚处于摸索阶段的科学理论则是反其道行之的化简为繁。
同时由于各领域缺乏统一的纲领，也自然于相应到达彼此瓶颈后，更多的暴露了为研究而研究的无的放矢，与正理渐行渐远。
所以我们看待前贤的标准往往是将天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等数家集于一身。当然也只有博古通今、见多识广，才能够产生胸怀天下、仁及万物的大同理想。
而反观当代绝大多数学者，无不醉心于为研究而研究的无的放矢，执迷繁琐无谓数字计算的闭门造车。各领域间视如隔山，彼此难以相容，又将大部分精力致力于无谓的相互争论。不断炮制黑洞、虫洞、引力波、多维空间等脱离现实的荒谬答案，使人们的物理观与人生观、价值观严重脱轨。诸如此类又如何能以广阔胸怀再议天下大同?
最后新圣希望以源律大同为主旨的“传圣源同阁”，能够在秉承前贤智慧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弘扬传统，再现大同的“传圣”夙愿。使听者人人成为拥有非凡智慧与广阔胸襟的圣贤，而非寻章摘句、一知半解的庸才。当然碍于能力有限，鄙人亦真诚希望寻求拥有共同志向的朋友们戮力奋进、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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