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镜鉴：中外军队的兴盛与衰败之谜
■井延坡
习主席指出，历史上不少军队在和平环境下耽于安乐、麻痹涣散，结果被和平打败，被自己打败。回溯历史长河，展望古今中外，战争与和平始终是贯穿其间的两条主线。从唯物辩证法角度来看，战争并非“绝对的坏事”，和平也不是只有好的一面。正如美国学者爱·麦·伯恩斯所说，战争是“世界上仅有的卫生术、高贵的英雄主义浴场”，和平将使一个民族“沉睡于懒惰的利己主义和沉迷于口腹饕餮的欢乐”。环顾跌宕起伏的世界军事史，和平积弊往往是一支军队从“其兴也勃焉”转向“其亡也忽焉”的罪魁祸首。
7月30日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主席乘车检阅部队
一、可怕之瘴，毁掉多少雄师劲旅
古今中外军队似乎都自带“系统漏洞”，谁也不具备对和平病毒的天然免疫力。
在染上“和平病”这个问题上，最富戏剧性的就是中国古代宋军、辽军、西夏军、金军、蒙古军的“前赴后继”。宋朝疆域初步确定之后，统治集团汲取中唐以来地方割据的教训，以文驭武，自我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文恬武嬉之风日盛一日。与辽、夏交战时，宋军再也没有当年“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霸气，前线将领必须严格根据皇帝战前颁布的阵图指挥作战，结果屡屡失利；西夏初期“以兵马为先务”，与周边交战几无败绩，然而等到国境安宁，统治集团“崇儒尚文”，兵政日弛，最终烟消云散；辽国号“契丹”，意为“镔铁”，也经不起太平日子的消蚀。在与宋国和平互市的一百多年里，辽军迅速从草原雄鹰变成瘟鸡，以致于公元1114年，辽帝亲率七十万大军东征，却被寥寥两万女真士兵杀得尸横遍野；女真族生来尚武勇猛，定国号为“金”，寓意要比“镔铁”更长久。但自走出白山黑水之后，女真人还是步了辽夏后尘。当蒙古铁蹄一来，金军便落花流水。蒙古军队虽不肯汉化，却也抵不住“和平病”的浸染，入主中原不到百年就被赶回大漠。
多少“前车之覆”都换不来“后车之鉴”。摆脱和平积弊与和平环境之间宿命般的纠缠，绝非易事。许多军队刚品尝到和平的滋味，鼓角铮鸣犹在耳边回响，“和平病”就开始酝酿，只需短短十多年或者数十年的发酵，曾经的英雄气概便消磨殆尽，魔幻般的蜕变。
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军队在赢得1859年意大利战争后，全欧洲都坚信法军是不可战胜的。但这种“迷信”却被自己打破。恩格斯说：“1870年的法军已不是1859年的法军了。盗用公款、营私舞弊和普遍的假公济私――形成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一切也已侵蚀了军队。”普法战争爆发时，法军“营地无法设立，因为没有人知帐幕在哪里；铁路运转时间表根本没有拟定；有些单位没有火炮，有些单位没有运输工具，有些没有救护设备；仓库中是空虚的，要塞中缺乏补给。”战争最终结局是，拿破仓三世和所属39名将军、10万士兵成了俘虏，法国的欧洲霸权地位被德国取代。
清朝统治者先后打造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都曾头顶清军主力的光环，怎奈谁也没有坚持多久。分析他们由盛转衰的周期，大致有一个相同的时长：30年。八旗军1644年入关后，便出现追求享乐的倾向，到1673年平定三藩之乱时，战斗力已严重衰退。清朝中期以前的历次战争，绿营兵都起着重要作用，到了1796年川楚教乱时，这支曾经的精锐已无力对付白莲教。湘军、淮军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一度能征善战，但到19世纪末已腐朽不堪。甲午战败后，新军登上历史舞台，不过，这支昔日以“十八斩”闻名天下的部队，也很快陷入军纪涣散、四分五裂的境地。
由此可见，“和平病”的侵袭，哪是什么“温水煮青蛙”，简直是坠崖式的沉沦！也有一些军队看似没有堕落得那么快，或是因为防治措施起到效果，延滞了发病的进程，或是因为实战检验来得晚了些，“败絮其中”被一时掩盖了起来。
陷入和平积弊泥潭不能自拔的军队，往往出现整体性的糜烂，从人员到装备，从灵魂到肌体，从上层到基层，方方面面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再强大的军队也终将元气耗尽、救无可救。当战争降临，惟剩一条死路。
当然，起死回生的机会还是有的；只不过须及早纠治，恶化到一定程度就成了绝症。明朝军队从宣宗时期开始浸染“和平病”，四境太平，兵卒一生不见打仗，军备逐渐废驰。张居正的富国强兵之策，给国家和军队打了一针强心剂，但万历年间对张居正的清算，使刚有起色的明军又继续败坏下去。以万历十五年罢官在家的戚继光凄怆死去为标志，这个帝国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到了崇祯皇帝，无论怎么励精图治，已无力回天。清史学家孟森评论：“思宗（崇祯帝）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物必自腐而后虫腐之，军必自毁而后敌毁之。罹患“和平病”的军队，看似亡于战场、亡于敌手，实则是自身种种沉疴积弊演化的结局。正像木乃伊接触到空气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生命力的军队作出了最后判决。过得了和平关，才过得了战争关。都说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殊不知和平也是对军人的最大考验。
二、可憎之弊，使军队“人设崩塌”
军队有军队该有的样子，那就是“备战打仗的样子”，无事备战、有事打仗，这是天经地义。和平积弊带给军队的是从里到外的“非战化”，病态成为常态。主要症状有以下9种：
一是失魂症。马克思说，军队不生产谷物，却生产安全。沉醉于太平的军人们一边吃着“皇粮”，一边把打仗的初心和使命抛之脑后，魂不附体、行尸走肉。
自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宣称“继续扩展帝国的行动就此终止”，铸剑为犁的时代开始了。后来出土的大量证据表明，曾经纵横天下的罗马军团变得无所事事，军人们热衷于修酒窖、酿美酒，建剧院、造角斗场，进行各种消遣娱乐活动。当周边“蛮族”一波一波向罗马军团发起攻击时，这个欧洲奴隶社会灿烂文明的军事象征已变得羸弱不堪。
晚清八旗子弟生活糜烂。（资料图）
满清八旗子弟是不务正业的另一个“典范”，他们不再像祖辈那样以骑射征战为荣，而是以游手好闲、华衣美食相标榜，居家则弹筝击筑、饮酒作乐，出门则三五成群、提笼架鸟，甚或相聚赌博、吸食鸦片。大量官兵兼着“第二职业”，如替人帮工、租种田地等，这些经营活动与值班操演冲突时，常常雇人顶替或干脆缺席，当兵反倒成了“副业”。
使命感的缺失是最根本的缺失，价值观的扭曲是最要命的扭曲。那些遗忘了打仗天职的军队，精神支柱坍塌了，什么荒唐事都可能发生，最终无不沦为社会的寄生阶层。
二是麻痹症。当和平代替了战争，军人们紧绷的神经会松懈下来；这种状态越久，敌情观念和忧患意识就越来越淡化，总以为仗打不起来，练兵备战因而失去最直接的动力。
和平麻痹成为习惯性的思维取向和群体性的心理认知后，情况就变得非常糟糕，不仅看不见“黑天鹅”，对“灰犀牛”也视而不见。战争一来，幻想破灭，猝不及防。
这样的例子很多。二战前夕的波兰过了整整20年的安宁日子，期间虽与苏、德纷争不断，多次响起“狼来了”的警报，但屡屡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相互签订了和平条约，英法又给予所谓的安全保证。因此当面对德军入侵在即的大量情报，波军仍然心存侥幸，事先不进行战争动员，遭到突袭后来不及展开部署，仓促应战，一线500架飞机直接毁在机场，而后一个月就全军覆没、全境陷落。
“珍珠港事件”反映出美军参加二战前普遍存在的和平麻痹情绪。虽然1941年初，美驻日大使格鲁就报告东京有奇袭珍珠港的议论，华盛顿方面多次向部队发布告警信息，但夏威夷的海陆军指挥官还是在享受着他们的清福，没有引起警觉。事发当日7点02分，美军驻夏威夷雷达站发现100架以上飞机正从北面飞来，却被认定是从加州飞往菲律宾的B-17，准备降落夏威夷加油。这种错误实在低级，因为那批B-17已知只有12架，而且应从东面飞来而绝不可能从北面飞来。麻痹到了何等程度！
一般来说，从矛盾到危机再到战争的演化过程，总是制约因素与助推因素交互并存。假如战与和是一场赌博投注，那么思想麻痹的军人必定以继续自己当“和平兵”、做“和平官”的幻想，将“宝”押在战争的制约因素上。押对“宝”的时候也有，但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押错一次，满盘皆输。
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描述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失效、18世纪德国思想家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时代”到来之前，有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越是眼里没有敌人，敌人越可能找上门来；越是不准备战争，战争越可能降临头上。丧钟为谁而鸣？为头脑里警钟不鸣的人而鸣！
三是恐惧症。战争是英雄汉的舞台，和平是怯懦者的温床。驰骋疆场需要军人流血牺牲，刀枪入库也会使军人“流血”，即流失血性。有的军队曾经非常强悍，但随着和平到来、人员更迭，恐敌惧战的情绪滋长，最后发展到闻警则溃、望敌而逃的程度。
朱元彰和朱棣时期的明朝军队英勇善战，在统一全国、五征漠北、三扫“虏”庭、七下西洋等行动中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天下太平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支军队就变得贪生怕死、懦弱无能。1449年，瓦剌3万余兵力犯明，辽东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正在组织部队训练，突然看到敌人杀来，士兵们丢盔弃甲四处溃散。瓦剌军“虏去官员军旗男妇一万三千二百八十余口，马六千余匹，牛羊二万余只，盔甲二千余副”。明英宗亲率50万大军亲征，一路上看到前面战死者尸横遍野，无不胆战心惊，夜间宿营常常被风雨声惊吓自扰。驻扎土木堡时，瓦剌铁骑冲杀而来，“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队形大乱，官兵争先逃跑，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明英宗被俘。实际上，瓦剌发动的是一场袭扰和掠夺战争，并没有夺取中原政权的实力和雄心，若人数众多的明军稍有斗志，便不至于酿成如此溃败。
晚清历次对外战争，几乎都在占有兵力优势的情况下失败，许多论著习惯使用“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的说法，把原因归结于武器装备落后和上层腐败无能。但冷酷的事实是，在奋勇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仅是一小部分，多数官兵往往未战先逃、一打即溃甚至集体投降。甲午战后，日本军医一份检查清军伤口的报告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丁汝昌曾下令沉船，官兵“恐取怒日人”而不应，再令诸舰突围，官兵恐被击沉亦不奉命，为逼迫提督下令投降，“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岂能不败。
如果战争胜负仅凭兵力兵器数质量决定，那么人类军事历史就会像加减法那般单调枯燥。正是人的勇气和智慧，主导着战争活剧的进程和走向，使之光彩夺目、可歌可泣。军队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丧失了胆气血性，犹如卷刃之剑，挥之易折、斩而不断。军人的词典里最不该出现“怕”字。
四是裹足症。和平环境下，生死存亡的考验不像战争时期那么紧迫而直接了，一些军队的进取精神和运行效率骤然衰减，变得僵化延滞、裹足不前，被时代和对手甩到了后面。
从一战到二战的间歇期，法军自我陶醉在1918年的胜利，军事思想和作战准备跟不上形势发展。受一次大战阵地战、消耗战的影响，法军作战理念从过去的“攻势至上”转为“守势至上”，强调防守自然就要修筑防线，但行动相当迟缓，马奇诺防线于1928年开建，直到1938年才完工，至于向比利时方向的延伸线仍在设计之中，而德国只花了18个月就建成西格弗里德防线，尽管两条防线构造不同，但多少显示出双方效率之巨大差异。法军的战车数量和技术比起德军来占有相当优势，但他们把绝大部分战车作为支援工具分散在步兵师当中，最荒谬的是，当1939年决定把装甲单位增加一倍时，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一个单位分割成为两个单位而已，德军却把所有战车集中编成装甲师和装甲军，形成了钢铁洪流。法国空军1930年成为独立军种，由于那些在国防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陆军将领们根本不懂得空权的重要性，因而对空军的投入严重不足，到1940年仍只有500架战斗机和90架轰炸机算是符合近代化标准，反观1932年建立的德国空军，这时已经可以集中7000架第一线飞机。法国的动员制度是根据一次大战的经验设计的，要动员就是100万的规模，没有考虑应急情况下有限灵活的动员方式，法军统帅部坚持陈旧的战术思想，认为必须配备重炮始能发动攻势，但重炮都锁在仓库里，动员后方可拉出，维护后方可使用，这个过程需要16天，所以在德军“闪击战”面前无所作为。
历史学界称二战中的法军是“犯错误最少的军队”，因为只犯了一下就没了翻盘的机会。回溯之前20年，因循守旧的法军犯下了太多错误。正是平时的种种错误累积成了战时的不堪一击。
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发令枪何时响起？决不是战争爆发那一刻。和平时期一直进行着你追我赶的激烈赛跑，那些被上一场战争延续下来的保守观念、过时制度、落伍技术、陈旧战法所羁绊的军队，终将失去下一场战争的胜利。
五是虚浮症。实战是检验战备的惟一标准。和平时期这个标准容易淡化弱化边缘化，反正一时不用接受检验，有的军队因而滋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形式主义、浮华不实等恶劣风气。
北洋海军的“右一”号鱼雷艇。（资料图）
北洋舰队成军后，整天陶醉在“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幻想中。“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逢演习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这样的军队适合于平时的自欺欺人。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后奏称：“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
然而，两个月后的甲午战争，当战场替代了操场、敌舰替代了靶舰的时候，一切都现出了原形。据统计，黄海海战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命中率差距在九倍以上。总兵刘步蟾命令定远舰发出的首炮，竟是在有效射距之外发射的，非但没能击中目标，反而震塌飞桥，提督丁汝昌摔成重伤，荒唐之极。来远舰在400米距离向横穿己方舰群的日舰“比睿号”发射鱼雷，不中，逃脱。福龙号鱼雷艇向日武装商船“西京丸号”发射3颗鱼雷，最近距离40米，也无一命中。许多击中日舰的炮弹，因掺入土沙、煤灰，或威力大减，或迟迟不能爆炸。结局是，耗费巨资打造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战前毫无胜算的日舰竟然一艘未沉。
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作出最严格最彻底的考量。虚假的东西骗得了平时骗不了战时，骗得了自己人骗不了敌人。历史告诫后来者：求胜先求实，打赢先打假。
六是奢靡症。经济领域有一种“棘轮效应”，是指人们的消费水平随着收入增加而提高，却很难随着收入减少而降低，也就是《资治通鉴》讲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些军队脱离战争时期的艰苦恶劣环境后，迅速出现贪舒适、图享乐的趋向，尔后像抽鸦片一样上瘾不能自拔，直至穷奢极欲、走向毁灭。
蒙古骑兵曾经跟蒙古马一样，极为坚韧耐劳，对物质条件从不讲究，喝马奶就能生活，爬冰卧雪为常事，这是他们“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重要原因。然而，“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军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元曲跟酒宴、酒令相结合，是元军后期奢靡放纵的“标配”，与曾经的金戈铁马形成了鲜明对照。
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之所以耗资巨大，建了10年才完工，重要原因是过于讲究生活的舒适度，长达700公里的防线，宿舍、食堂、澡堂、医院应有尽有，工事内部装有暖气，每个要塞建有一个大厅，可以用来放电影，还可用高功率灯泡模拟“阳光浴”。1939年9月3日法国对德宣战后，前线部队根本没有临战气氛，士兵们依旧每天享受着丰富全面的娱乐设施，直到德军从背部打了进来。这条防线成为法兰西民族耻辱的象征，直到今天仍是一道长长的阴影。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那些用生活标准凌驾或取代战斗力标准的军队，很快会在醉生梦死之间烂得不成样子。正如隋文帝见太子给盔甲镶黄金而训斥的那句话：“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七是懒散症。有的军队从战火硝烟中兴起，初时事事聚精会神、人人勤勉发奋，但太平日子一久，难免惰性发作，荒于训练、疏于武备的现象便蔓延开来。
明代军备到了中后期日渐废弛，将领们“纨绮习深，英雄气少，虽驰马弯弓有未能者，况望其谙韬略乎”，士兵们“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节”，“无能之将以统无制之兵”，形同乌合之众。
辽东经略熊廷弼察看军队，“每应手抽一弓，弓辄断，取一箭，箭抽半截；验一刀棍，而刀不能割鸡，棍不能击犬”，“至于盔甲、马匹、器械等物营营俱缺”。打仗前要杀牛祭旗，因武库的刀太久没有维护保养，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头牛。作战极为勇猛、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的明军总兵官杜松，所戴帽子生锈破损，被满洲兵一箭射穿而死。连祭旗用刀都这么不管用，连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的武器装备可想而知。
“以戒为固，以怠为败”，懒散懈怠到如此地步的军队当然是打不了仗的。东南沿海曾有一股五十到七十人的倭寇，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到宜兴，退回至武进。虽然最后被歼灭，但被他们杀伤的据称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明朝陪都，附近驻军十二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为罕见。
八是腐败症。黑格尔打过比方，战争就像“风的运动使大海爽朗清新”，长久和平犹如“持续的无风天使大海空气污浊”。一些军队承平日久、贪腐日甚，把升官发财奉为圭臬，全然不顾纲纪伦常。
晚清军队的兵器制造业乱象丛生，承办官员层层克扣，验收弁兵勒索受贿，制造者偷工减料，兵器质量差得离谱。1835年，虎门炮台试放新配的40门大炮，炸裂了10门，关天培检查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
清军官员吃空额的程度令人惊骇，官官无不为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保护网。吏部右侍郎爱仁于1853年奏称，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肆无忌惮。曾任贵州道员的胡林翼私下说，道咸之际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甚至仅存六分之一。
林则徐雕像。（资料图）
有清一代闹饷事件常有发生，军官巧立名目盘剥士兵，连红白喜葬、油蜡茶点、修补器械、拜见上司的门包亦摊入兵饷。清军担负看守监狱、协收粮款、巡查地面、捕押罪犯、缉拿走私等职能，护法者为了金钱不惜枉法。浙江官弁出售兵缺，广东绿营开赌收费，福建水师干脆将战船租赁给商人贩运，或租赁给来往台湾的差使。曾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向林则徐请教整治办法，林答曰：“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腐败把清军战斗力化为乌有，没有哪个腐化分子会在关键时刻舍己效命，也没有哪个士兵甘愿听从腐化分子号令冲锋陷阵。
腐败腐败，先腐后败，一腐就败。在腐败面前，所有真理都是苍白的，所有愿望都是虚幻的，所有设计都是无效的。它是黑洞，吞噬一切。
九是内耗症。俗话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安乐日子过得越久，军队内部矛盾越容易凸显激化，有的全然不把军国大事放在心里，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互相斗争、互相倾轧、互相掣肘，上下左右弄得不可开交。
甲午之败，败于内斗。1862年，李鸿章替曾国藩撰写了严劾翁同龢之兄的上疏，翁、李从此结仇。以翁氏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担心北洋海军变成“李鸿章之水师”，想方设法予以限制和打击。1891年，颐和园工程用款紧张，作为户部尚书的翁氏停支海军装备购置费两年。战前翁氏挚友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处处和李鸿章作对，找各种奇葩借口不发援军，以至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战败后，翁氏受慈禧指派赴津责问李鸿章，李“怒目相视”，反过来责问翁氏，翁氏竟然“语塞”。翁李之争，拿上桌面是堂而皇之的政争，桌面之下是个人和集团的私怨私利。
洋务派内部也是你争我夺、四分五裂，不知多少人一手建设了北洋舰队，一手又参与了埋葬舰队的工作。丁汝昌曾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然而战败后，李自己奏称，北洋海军在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怡和洋行、开平矿务局总计存银二百六十万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的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大家各自为阵，利用一切机会抢地盘、争资源，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被缴获后令日军瞠目。1894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尽管战争迫在眉睫，但从管带到提督无人报告请领，也许是认定报告了也没用，官僚体系内部已丧失互信。只有参战的英国人泰莱强烈要求补充，被军械局总办、李鸿章外甥张士珩拒绝，泰莱当时就怀疑张“通敌卖国。”战后果然查明，张士珩盗卖军火，得银数十万两，所卖军械多被日本人买去。私利面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支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物力用于内耗的军队，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三、可治之症，关键是除根塞源
官兵参加班排对抗后大汗淋漓。
习主席多次引用一句古训：“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弊之源。”历史上防治“和平病”的经验表明，只有深入机理、探寻病根、改善整体、优化系统，才能有效破解这道千古难题。
一是在全社会形成崇军尚武的浓厚风气。人的荣誉心是动力之源。军人一旦被剥离了社会荣誉和地位，也就失去了荣誉感和归属感，哪里还会有为之战斗的意愿。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充盈雄健尚武之风，男子以当兵为荣耀。《左传》《国语》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杀敌的，也很少有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自秦以来，历朝历代对“兵”的态度时好时坏，中国社会的尚武精神起起落落，军队面貌随之同频共振，几无例外。
唐朝初年，对军事非常重视，前线阵亡将士的棺木还没运回家乡，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从中央到地方的效率很高，对军心士气起着莫大的激励作用。后来各级变得松懈疏慢，士兵阵亡讯息私下已经传到家里，但直到战事结束、军队复员，家属还不见政府派来人，死的似乎白死了。“阵亡吹响了军人永久的熄灯号，但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能获得永久的荣耀”。那些幸运活了下来且拥有勋位的军人，到了地方不为荣反而转为辱，政府官员经常派他们服力役、给差唤，英雄流血流汗又流泪。军人社会地位沦落到这等地步，怎能保持住凝聚力战斗力。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摆脱不了这样的路径：依靠武力打天下——坐稳江山后轻视甚至提防、压制军队——武备日渐荒废难以应对内忧外患——新的朝代依靠武力取而代之，然后开始新一轮循环。和平环境下，主政者和民众容易出现尚文抑武的倾向，使社会发展失去平衡，难以行稳致远。军队的“和平病”必须与社会的“和平病”一起防治。
二是政治体系与军事系统一起革弊鼎新。军队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掌握的暴力工具，是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平病”不只会感染军队，整个政治体系也属易感对象。仅从局部着手，就军事论军事，根治不了和平积弊。
中国传统政治的积极因素，如家国天下、自强不息、忠信廉洁、笃行务实、舍生取义等，对军队有着深刻影响；而其中的消极因素，也曾严重侵蚀军队，这在汉、晋、唐、宋、明、清各代的末期表现尤为明显。到了大厦将倾的最后阶段，当政者被一条互为因果的锁链紧紧缠绕着：政权供养着军队，又腐蚀了军队；军队依附于政权，又瓦解了政权。曾有无数文臣武将力图革除军队弊病，挽救政权危局，怎奈无力回天。政治不彰，军队难兴。
历史上兴利除弊的成功案例，往往是从最顶端发力，以涵盖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的大手笔，进行整体性变革和全方位治理。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给有功的官吏和军士免除徭赋租税、奖励田宅房产，没有这种开创性的政治革新，就不会有天下谈之色变的魏武卒。楚悼王时期的吴起变法，取消贵族爵禄，裁减冗余官吏，整顿官场风气，禁止私人请托，有了这样的政治保证，楚国才能“兵震天下，威服诸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推出的是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建立县制等一套组合拳，从政治上打击并瓦解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为建立军功爵制、打造虎狼之师提供了先决条件。
当前我军纠治和平积弊，是在党和国家“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进行的，政治决心坚如磐石，政治制度日益完善，政治生态显著净化，正能量源源不断从政治体系注入军事系统，我们要充满信心打赢这场攻坚战。
三是培育专注打仗的军人职业精神。和平积弊往根子上看是一种精神疾患，突出表现为军人职业精神的扭曲和褪化。克劳塞维茨把军人职业精神称为“武德”，他认为：“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可抵御不幸和失败的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
军人就是要崇尚和平、崇拜战争，随时准备浴血疆场。和平年代忘了打仗的军人是不“职业”的。我军推行军官职业化，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精神的职业化，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即便保持了干部队伍稳定，集聚了社会优秀人才，也达不到能打仗、打胜仗的目的。
四是用实战化办法抵御和扭转非战化趋向。“和平病”是因为长期脱离实战而滋生起来的，回归实战能够让各种弊病积习在“照妖镜”下无所遁形，失去生存空间和土壤。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军队陷入严重危机。仅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就有数十名将领抗拒军令、数千名军人当逃兵。而近十多年来，俄军战斗力迅速恢复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一整套实战化指向鲜明的措施办法。比如，推进“新面貌”军事改革，构建总部、战区、军团三级联合作战指挥平台，由大战动员型军队向常备快反型军队转型；提高训练频度和强度，每年不同级别和规模的战斗训练达七八千场次，从2013年开始，按照“全员参与、层层选拔”的方式举行军事技能比赛；常态化突击战备检查，年均大规模突查5至6次，中小规模突查数千次，与演习紧密结合，真查实纠问题；敢于伺机用兵，在实战中检验锤炼部队，特别是通过在叙利亚军事行动，大大提高了境外作战能力和军事影响力。俄军从弊病缠身、打不了仗到重获新生、重振军威的经验值得研究借鉴。
五是以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挖根除弊。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历史上罹患“和平病”的军队，无一例外进行过医治，但多数迁就退让、半途而废。少数成功者都是直面困难阻力，予以坚决斗争，不达目的不罢休。
从血雨腥风和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危险。因此，在夺取全国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和举措深入预防纠治“和平病”。
首先是在思想上开展坚决斗争。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谆谆告诫要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做好打仗准备，防止发生突然事变措手不及，反复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老爷气”“小姐气”“骄傲之气”“暮气”“官气”必须革掉。全军部队持续开展树立战斗队思想、检讨整顿战斗意志的教育活动，让广大指战员绷紧备战打仗这根弦。
其次是在组织上开展坚决斗争。军队各级党组织结合整风整党运动，对党员队伍中出现的居功自傲、斗志弱化、工作拖拉、贪图享受、追求名利、墨守成规等错误现象进行严格审查，毫不留情予以纠治清除。
1964年，全军大比武，官兵苦练刺杀格斗本领。
第三是在训风上开展坚决斗争。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训战一致，强调“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那一代将帅见惯了真刀真枪、血肉横飞的战场，最见不得训练场上的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他们发起推动的夜战近战训练、郭兴福教学法、群众性大比武、大办教导队、“三打三防”训练、长途野营拉练等，成为实战化训练的标杆，使部队经过数十年和平仍然维持较高的战备水平。
第四是在法纪上开展坚决斗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我军迅即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先后颁发三大条令和各种法规制度，严格部队教育管理，从严纠治违法乱纪、自由散漫现象，维护了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使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
历史告诉我们，纠治和平积弊，必然要经历“娄山关”和“腊子口”的严峻考验。只要我们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批判背离军人天职的思想言行、勇于破除束缚备战打仗的机制套路、勇于面对别有用心的非议责难、勇于承受刮骨疗毒带来的剧烈阵痛、勇于忍耐除弊重塑过程的艰辛持久，就一定能够趟过一切浑浊暗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矛更锋、盾更坚，战斗精神更加昂扬！
（执笔：楼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