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恩杰）11月8日晚20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了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之第二集《刚毅坚卓》。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天津接连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高等学府里的师生真正走向战乱中国。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几名教授离开北平，五个年幼的子女被遗落在此，每月只能从他朋友那里领取100元生活费；右眼视网膜剥离的清华教授陈寅恪，不愿意被日本人拉拢和胁迫，放弃了手术治疗，在父亲去世刚刚“七七”，尚未出殡之时隐瞒教授身份，亦离开了北平，到西南联大教书。
与其他教授一起穿越湘、黔、滇三个省份，行程三千多里的行走当中，诗人闻一多饱尝民生疾苦，一路绘画写生，意志得到磨砺，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得以升华。这次行走成为了他和西南联大师生的共同精神财富，“刚毅坚卓”得以成为联大校训。
那么，这部纪录片还有哪些亮点，都采取了哪些拍摄手法？幕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法制晚报记者就此专访了该部纪录片导演徐蓓。她称，要在250分钟时间里，呈现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大师和西南联大这八年的辉煌与灿烂，是有些难度的。在她看来，金岳霖在日军敌机对昆明的空袭轰炸中，将他长达70万字的稿子丢了，后来他居然重新开始写作，这种从侧面描述的学者精神风范远比直面描写枪林弹雨更有力量；她还透露，1937年清华大学在北京的那一次阅兵，是此前未对外披露过的影像资料。
（以下为法晚记者与许蓓导演的采访对话。）
谈拍摄缘由：为纪念西南联大昆明建校80周年
反映刚毅坚卓的校训
法晚：徐导，您拍《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的缘起是什么？想反映怎样的主题？
徐蓓：大概在两年多以前，云南省委宣传部找到我，说想拍这样一部纪录片，来纪念2018年西南联大在云南建校八十周年。他们知道我之前做过一个抗战纪录片叫《大后方》，认为我对这一块比较熟悉，所以让我来执导拍摄这部纪录片。
就这样，从2016年8月份我开始接触这个选题，花了半年时间做各种调研，查阅相关史料，然后形成一个初步的文案方向，并拟定了拍摄计划。紧接着，我们在2017年2月去英国拍摄了一次，但那次拍摄量不大；然后同年4月在昆明拍摄，5月去了美国拍摄，6月在北京采访了好多西南联大校友，7月去了台湾拍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北京我们每天安排两场采访。由于这些西南联大校友均在90岁以上，考虑到这么大年龄再次接受电视采访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尽可能多的给他们留一些影像，每一位校友的采访都比较充分。
今年2月份这部纪录片初步完成，之后便是反复地打磨。到了最后关头，还请历史专家帮我们挑错。要在250分钟时间里，从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吴大猷，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呈现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大师，以及西南联大这八年的辉煌与灿烂，想要驾驭如此宏大的历史题材，是有些难度的。我们对这样的选题特别敬畏，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拍摄这部纪录片，就是想反映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这是他们在昆明办学八年的写照，这期间经历了轰炸、贫穷、病痛，但大师们却从未间断过教学与研究，由此孕育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上百位人文大师，这些传奇的人物，抒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而这个传奇属于整个世界。通过此纪录片将他们的精神财富传递给当下与未来，呼吁当代青年以伟岸人格承接伟大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
谈拍摄技巧：打破传统时间线索找出五组共生关系
采用绘画再现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状态
法晚：徐导，您在执导拍摄这部记录片时，都采用了哪些技巧？有哪些内容是以前从未披露过的？另外如何去还原日军敌机轰炸下的昆明？
徐蓓：这部纪录片打破传统的时间线索，以历史风云中的五组共生关系，定位联大的价值坐标。它们分别是：清华、北大、南开——第一集《八音合奏》；象牙之塔与战火里的中国——第二集《刚毅坚卓》；学术、教育与战争——第三集《大学之大》；师生与抗战——第四集《火的洗礼》；联大与云南——第五集《嘉荫长留》。
第一集《八音合奏》围绕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这三所高校校长展开，从他们各自的经历、性格、理念、方略，探究三校可以成功“联合”的原因；同时，展现这“共同的经验和价值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和走向——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在五四时期得以创造、发现和孕育，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在这三大师的背后，实际上是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身影。
从这一集开始，你会发现有许多学者大师的珍贵照片，这得要感谢《清华名师风采》这套丛书的编委们。因为联大教授中以清华大学为最多，因此，有了这套书，我们就有了绝大部分人物的照片资料。而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是几位“联大二代”集体编写的。
另外在这一集里，我们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段从未向外界公开披露过的弥足珍贵的音像史料，即1937年清华大学的校庆阅兵，这是由美国哈曼基金会拍摄的。当时我们发现这段史料后特别的激动，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关于一起清华校长梅贻琦参加阅兵活动的影像。
至于你说的如何还原日军敌机轰炸下的昆明？这主要体现在第四集里，西南联大被敌机轰炸的照片，我们从现在的西南联大博物馆里找了大概有十来张，这个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这就是历史的见证。
其实描写战争并不一定要用非常多的战争场面。我们可以突出战争背后西南联大人的生活状态。比如，金岳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写就的70万字的手稿在轰炸中搞丢了。当时他听到防空警报声，就背着公文包往外跑，在草地上躲避了一阵子，却忘了将公文包遗落在此，等回头再寻找时，却找不见了。我们在处理这个细节时，采取了插画的方式，即将金岳霖丢失手稿的这个场景绘成插画，并配以他的旁白：苍茫的黄昏，有一个穿着长衫的背影，茫然地注视前方，镜头慢慢地随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直至淡出。这种从侧面描述学者的精神风范远比直面描写枪林弹雨更有力量。
事实上，你会发现，这部纪录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运用了大量绘画，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情景再现，给人一种唯美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它能将知识分子那种面对战争苦难、忧国忧民的情绪状态很形象的刻画出来。
谈最难忘的事：昆明的臭虫是联大校友共同记忆
有受访者等不到纪录片播出就去世成遗憾
法晚：徐导，我关注到您采访了很多90岁以上的西南联大校友，他们有无共同的记忆？另外，这部纪录片有无让你比较遗憾的地方？
徐蓓：有一些共同的回忆细节是很有意思的。在昆明生活多年的西南联大校友，不仅对昆明的美食与风土人情记忆犹新，也对昆明的“臭虫”很难忘。他们当时的居住环境差，常被臭虫困扰，所以采访他们时，无论是身在美国，北京，还是云南，校友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这一点。100岁的刘缘子老人还忘不了抓到臭虫后装进瓶子里的趣事。
说到遗憾，就是我采访的这些联大校友，还有学者后代，由于年事已高，纪录片还未播出，就已经去世了好几位，让人很惋惜。尤其是原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的二女儿郑晏。
郑天挺到西南联大任教后，开始留意西南边疆问题，撰写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之著作；五个孩子在北平独立生活，郑晏负责操持家务，照顾弟弟妹妹。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北平形势稳定后，郑天挺才返回北平，面对多年未见的子女，郑天挺并未拥抱她们，只是很平静地对郑晏说了“劳苦功高”这四个字。如此打动人的采访，却没想到，郑晏于今年5月份去世了，她永远看不到纪录片的播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另外一个遗憾是李政道先生由于身体状况不太好，没有采访到他，少了很多对他的历史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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