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法角度看，一件碑刻作品从最初开始制作到成为“字帖”的形态，中间要经历多个过程。主要包括：书写者的写、刻工的刻、外力的残损（自然风化、人工损毁等）、拓工的拓、装裱师傅的装裱成册（全碑拓片成册时需剪裱）、印刷出版。显然，若是将我们今天放在案头临习的字帖与当年礼器、碑刻的底稿手迹对比，如今的字帖一定是“失真”的。由此便引出一个问题：我们学习古代碑刻书法，到底是要学当年的底稿本（墨迹），还是学习初刻成的碑刻，抑或是学习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与自然力作用后的碑刻呢？在三者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或者综合其中二者。选择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艺术样式。在解读笔法方面，学习碑刻固然要比研究墨迹困难得多，但同时也有着更多自由的空间。当代书法家陆维钊对此颇有体会。他说：“或者以为碑帖损蚀，不易如墨迹之能审辨，此仅为初学者言之。如已有基础，则在此模糊之处，正有发挥想象之余地。想象力强者，不但于模糊不生障碍，且可因之而以自己理解凝成新的有创造性的风格，此模糊反成优点。正如薄雾笼晴、楼台山水，可由种种想象而使艺术家为之起无穷之幻觉。此则临摹之最高境界。所谓由古人而出，进成自己之推陈出新也。” 墨迹的好处是笔法看得清晰。碑刻拓片虽不如墨迹清晰，但也使学书者能更少受到牵掣，从而得到更高的自由度。但对于已有深厚书法功底的人来说，不论是临碑还是临帖都很自由。
在自魏晋书法以来的帖学传统之外，清代的碑学家开创了一条以先秦、秦汉、北魏、隋唐的金石碑版书法为师法对象的“借古开今”之路。流传到今天的先秦至汉魏的金石碑版大多斑驳漫漶。有些残损严重者字迹难以辨识，几乎“改头换面”。金石碑版有的是直接刻成，有的是先书后刻，有的是铸造而成，总之与“墨迹书法”有着较大的差别。许多学书者着迷于金石碑版，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不同于墨迹（帖学）的美感，就像金农说的“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这种美感便是“金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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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金石气”的审美内涵有了一定了解，就能理解碑派书家的用笔特色以及他们为何要热衷于学习金石碑版。“金石气”从金石而出。当代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马衡说：“盖金石者，乃指金文及碑版而言。金文者，商周以来铜器之文字；碑版者，秦汉以来刻石之文字也。” 金石是金文文字与碑版文字的合称。金石除了具有文字学与历史学的价值外，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石气”。
“金石气”的产生源于多个因素。当代画家潘天寿说：“石鼓、钟鼎、汉魏碑刻有一种雄浑古拙之感，此即所谓‘金石味’……古人粗豪朴厚，作文写字自有一股雄悍之气。然此种‘金石味’也与制作过程、与时间的磨损有关。金文的朴茂与浇铸有关，魏碑的刚劲与刀刻有关，石鼓、汉隶斑驳风蚀，苍古之气益醇。古代的石雕、壁画也都有这种情况。这些艺术品在当时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自然已经很好；而在千百年以后的现在看来，则往往更好。”由此可见，金石碑版之所以能产生“金石味”的艺术美感，与其最初的制作手法有关。金文主要以凿、浇铸手法完成（图一为《毛公鼎》拓片），而碑版则主要以刀刻（图二为《史晨后碑》拓片局部）。自商周以来，以铜为主的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大都浇铸而成。秦汉以来，碑版石刻则主要用刀镌刻而成。无论是刀刻还是铸造，都与毛笔写出来的那种“柔而松”的感觉不一样。两相比较，金石书显得“质”“硬”一些，墨迹书显得“文”“柔”一些。促使“金石气”产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岁月”。金石碑版在制作完成后，历经岁月的“磨砺”——风化、残破、斑驳，经过自然造化的“加工”与“修饰”。如果把刚刚制作完成的金石碑版称为“第一次创作”的话，那么岁月的“加工”与“修饰”可谓是“二次创作”。所以，同一金石书法的不同时期的拓本会有不同的面貌，如《石鼓文》的宋拓本（图三为局部）、明拓本（图四为局部）和清拓本（图五为局部）。“二次创作”使得这些金石碑刻与初貌有了较大的差别，令“金石气”越来越醇厚。所以，没有了岁月的参与，“金石气”就无法成立。它是先天（人工铸、刻）与后天（自然力）合力作用之结果。岁月的洗礼使金石碑刻初完成时的人工制作痕迹逐渐消退，令越来越多天然之趣得以显现。初时，它们或许还带着一些“火气”；但经过时间的“点化”，渐渐变得沉静平和。
不过，历经岁月沧桑的金石碑版的“金石气”，也是文人审美意识所赋予的。唐代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金石气”是后世文人与艺术家的“美的发现”。金石书法的剥蚀、残损，在不具艺术审美素养的人眼里，只是烂铜残石而已，或者也只具有文物考古之价值。唯有审美的眼睛才能捕捉到“金石气”之美。
“金石气”其实还可以细分为“金味”与“石味”。“金味”主要源于青铜器等金属器皿之文字书法，故趋于刚健圆润之美。“石味”主要源自石碑、山崖等石上文字书法，故趋于苍茫拙朴之美。可以说，清代以来走碑版金石一路的书家，他们的实践主要就是围绕“金石气”的审美理念而展开的。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