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没有先进电子对抗手段的条件下，大胆突破苏军教令的死板规定，创新了以压缩开天线距离、快速战斗操作为要义的“近快战法”，是战法创新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RB-57D空中侦察机、U-2高空侦察机等不断对大陆进行侦察袭扰。为此，我国空军从苏联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萨姆-2”防空导弹，于1959年10月7日击落入侵的台方高空侦察机，开创了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取得了国土防空作战的重大胜利。但在此后的三次设防中，地空导弹部队均遭遇了失利。该部指战员吸取多次失利教训，在没有先进电子对抗手段的条件下，大胆突破苏军教令的死板规定，创新了以压缩开天线距离、快速战斗操作为要义的“近快战法”，是战法创新的典范。
第一次失利：神秘消失的“∞”型。1963年3月28日，U-2侦察机对我西北重镇酒泉进行侦察，在飞抵甘肃鼎新时，进入了预先设伏的一支“萨姆-2”地空导弹营的伏击范围，指挥员按照教令要求，迅速指挥目标指示雷达开机搜捕目标，敌机在目标指示雷达照射时没有任何反应；而后在120千米时，指挥员下令照射雷达开天线时，此时敌机就像长了眼睛似地迅速逃开。待雷达关闭，敌机又飞向目标，并降低高度进行侦察，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在指挥所的标图板上留下了“∞”型轨迹。这次失利给年轻的地空导弹部队敲了个警钟：老战法不灵了。
第二次失利：仓促脱逃的“S”型。“3.28”战斗失利后，时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号召地空导弹部队人人动脑、创新战法以应对敌新技术。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后，缩短开制导雷达天线距离成为“破敌”的最佳方案。初步确定：制导雷达开天线距离为敌机距阵地60公里处，同时须在10秒钟内完成从开制导雷达天线到发射导弹的所有动作，这完全超出了苏军教程规定。同年6月3日，U-2侦察机对我西北地区进行侦察时，设伏在兰州的地空导弹部队虽然在60公里开制导雷达天线，但又一次让U-2留下了“S”型轨迹后仓促逃脱了。
第三次失利：煮熟的鸭子飞了。通过前两次失利，空军各级指挥员清醒地认识到：U-2高空侦察机上已加装了无线电侦察测距设备，它发现雷达后从避开到逃脱只需要20秒。但是当时指战员对电子战缺乏了解，对敌人飞机上安装了什么、怎么工作的不甚了解，没有办法采取针对性的技术反制手段，必须打下一架U-2侦察机用以研究。为此，空军确立了集团歼敌的思想，在西安地区集群设伏。1963年9月2日，U-2侦察机又一次对我西北地区进行侦察，但依然从三个地空导弹营的伏击圈中溜走，到嘴的鸭子又飞了。为了及时捕捉战机，广大指战员在总结三次失利的基础上，集智攻关，终于摸索出一套土洋结合的新战法。他们首先用U-2飞机探测不到的高射炮群松-9引导雷达对敌机进行远距离跟踪，待敌机进入伏击圈后再开启导弹雷达，然后在8秒内完成瞄准发射任务。刘亚楼称此为“快近战法”。部队进一步统一了近快歼敌的作战思想。经过合理计算，将制导雷达开天线的距离定为35公里以内。
上饶之战：近快战法降飞贼。1963年10月29日，4个导弹营集团部署在江西上饶地区设伏，并在弋阳至浙江衢州160公里范围内形成一个巨大的拦截面。11月2日，U-2侦察机在西北地区侦察，返经上饶途中时，被我军运用近快战法一举击落，并在后续的战斗中，又先后击落了3架U-2高空侦察机，使近快战法进一步完善发展。一是大大压缩制导雷达的开天线距离，由原来规定的120公里压缩到35公里，仅为苏军教令的三分之一，大大缩短了制导雷达的辐射暴露时间，提高了射击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二是将导弹接电、射击诸元计算等原来规定在打开天线后的战斗准备工作，提前到开天线前完成，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对敌机的快捕快打。
近快战法对我军未来防空作战仍有着借鉴意义。
一是破旧立新、勇于创新。理论上，雷达的探测距离要大于导弹射程的1.5—2倍。苏军教令规定：萨姆-2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制导雷达的最近开机距离不能小于70公里。但是，在这个距离上开机，U-2侦收到制导雷达的信号后，完全有时间采用机动规避方式逃出导弹的杀伤区。我军各级指战员敢于突破苏军教令的死板规定，不断从战斗中吸取经验教训，在35公里左右打开制导雷达，并迅速发射导弹，使得U-2来不及逃脱。
二是剑不如人、剑法取胜。此次作战表明，敌我对抗是一项技术升级和战术灵活运用高度结合的作战过程，单凭战术或技术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战法创新是针对敌情的变化而作出的策略调整，在技术不如人的情况下，灵活使用合适的战术是获得作战胜利的不二法门。
三是以战领训、训战一致。我军总结前三次失利教训，发现要想将U-2歼灭在我打击范围之内，必须将制导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捕捉到目标、人工分析筛选目标到发射导弹整个操作过程压缩至8秒。地空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大胆创新训法、标准，要求雷达操作手、导弹发射手将其本专业操作时间压缩至2秒以内。熟练、精准的操作使得“近快战法”在作战中得到落实，有效解决了敌机快速转弯、规避逃脱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