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人类历史的长河，尽管我们很难找到同一片叶子，但俗话却也说得好“太阳底下从没有新鲜事物”。就像公元3-4世纪的罗马帝国一样，当时间进至公元755年时，位于东方的大唐帝国突逢巨变，皇帝的宠臣、手握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反叛。一时间原本辉煌的唐帝国风雨飘摇，从此由盛转衰。
当然，以上都是来自于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结论。事实上人们还是会好奇，安史之乱前唐帝国正值盛世，为什么说这么一场仅仅八年的叛乱就将帝国由盛世拉进了直线下滑的境地呢？
要知道，抗战八年我国死难同胞数千万，但国家此后依旧一步步由弱变强，最终不屈的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这究竟是人力之功？亦还是制度之过呢？
本着这个历史疑问，让我们来逐一翻开历史的面纱。
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年由唐朝异族边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所发动的战争。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今天解释其叛变的原因上，一般主要有如下观点。
1） 唐玄宗晚年怠政，导致国家内部腐败，各阶层矛盾不断。
2） 宰相杨国忠等与安禄山互为敌对，最终迫使安禄山铤而走险。
3） 唐朝的藩镇制度导致外重内轻，最终形成独立抗衡中央的地方军阀。
4） 历史经济文化因素致胡汉冲突，构成了叛乱的潜在诱因。
严格的说，以上四条都有其道理，但其实又都不完全。比如以第4条而论，在我国的历代王朝中，唐朝在文化上的包容可谓都是空前的，唐之前如隋、汉等大帝国虽然也并不刻意排斥异族人与汉人同居，但像唐这样的民族大融合却并不鲜见。甚至于唐帝国还允许异族人出任朝堂要职，比如唐朝宰相由异族人担任的就有29人之多,可见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唐帝国的繁荣。故而若我们单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未免是诛心之论了。事实上，虽然叛乱的安禄山是异族将领没错，但我们也不应忘了，如高仙芝、李光弼等等为大唐帝国鞠躬尽瘁的将领亦同样出身异族。
那么，导致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否又来自“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唐玄宗呢？当然，没有人能否认，如果唐玄宗能像他早年那样持续保持自己的敏锐，那么或许安史之乱不会就那么爆发了。但作为唐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唐玄宗励精图治也并不比其他皇帝来得短，仅仅以一乱而将帝国衰亡的原因全归于他是否又过于笼统了呢？
故而，思前想后，人们发掘其中原因大部分可能就更倾向于第3点，这都是藩镇制度惹得祸。试想，如果没有藩镇的设立，安禄山史思明之辈就不会手握军政大权，没有军政大权，那么就不会有叛乱，没有叛乱则唐帝国就能长治久安、万寿无疆了。看看，这是一套多么严谨有理的逻辑，后世的赵匡胤同学估计小时候就是在上这节课时非常认真，以至于后来赵匡胤在出任大宋集团CEO时的第一件重大举措就是强干弱枝。结果历史我们也知道了，大宋集团倒是再没有藩镇的祸害了，只是每每抵御外诲十战九输，好不憋屈。
然而说一千道一万吧，你说上面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好像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其实笔者首先想说的是，即比如一场战役，即使再出色的名将也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定必胜。在战场上，将领的工作是搜集尽可能齐全和准确的情报，然后根据情报选择战术，指挥军队行进，给部队下达各种作战命令。但就是优秀的将领也只是能把这些工作完成得较好，却也不能保证百分百胜利，真实的战场环境里形势往往变化莫测，除了骗子很难有人会说自己对形势完全把握。如是山洪爆发冲垮了一座重要的桥梁使得增援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亦或者一发流失击中了敌我双方的重要人物，那都可能随时会改变整个战场的局势。而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来说，亦同样是这个道理。早年如是论道两国战争的胜负，人们多会以GDP或者综合国力来横向比较，而如果战争胜负真是如此单纯，那世界就真是简单多了。
话回正题，唐朝的安史之乱固然有设立藩镇带来的影响，但完全归之则并不妥当。而要解释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来剖析唐朝的藩镇及其背后的战略思想。
与汉武不同，就对外政策上，唐朝自太宗李世民开始，唐帝国的智囊们就始终在尝试建立和维系一套“天可汗”的新同盟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各会员国均享有完全独立的主权。不过，他们又必须和平共存，不得互相攻伐，而且在政策上也不得背离唐帝国的大战略。为了维持此种国际体系的顺利运作，作为盟主的天可汗也就有下述的权利和义务：
（一）各国君主死亡或缺位时，其继承人必须由天可汗下诏册立，以示合法承认。
（二）各国之间发生纠纷时，由天可汗派员为之仲裁，会员国必须接受其裁决。
（三）各国若受侵略，得请求天可汗予以援助。
（四）天可汗可调集各国兵力组织联军以伐不义，联军统帅由天可汗任命之。
（五）各国兵亦得接受征召，到中国平定内乱。”
上文出自《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态，一方面是源于汉匈战争的历史经验，另外一方面也源于唐帝国自隋以后如何以少量人力去拓展和维系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疆土。考虑到帝国的人力无法像传统那样化外土入中国，故而帝国的高层选择了一种“共尊盟主”的方式来平衡各方势力，从而侧面保护中国本身。
非常有趣的是， 300多年前的古罗马帝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历史时期。美国爱德华·勒特韦克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中就指出，罗马帝国在早期即已明白以其人力是很难有效地将其他国家和民族化入自身的，因为越来越大的帝国版图只会使得帝国的人力捉襟见肘。为此，罗马的统治者们也力图以罗马军团为单位在边境构成力量投射，以“共主”和“外族附庸体系”来构成帝国的外部保护层。
令人惊奇的是，正像唐一样，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罗马帝国最终也不得不在边境成立边防军区并允许招募外族人士加入军团。而也正是这一举措，导致后期各边防军区逐渐做大，最终又反过来屡屡侵噬罗马。
那么，举这两个例子又对我们探索唐代之亡有何帮助呢？事实上如果人们放开思绪，我们会发现，不仅罗马与唐朝两个帝国，即令如今的美国何尝不也在面对着这么一个同样有趣的历史性问题呢？这即是一个国家有限的人力如何面对一个不断扩展的帝国边疆。
当然，有关这一话题那是需要我们单独开一个专栏去说的，故而这里就不表了。仅就唐帝国或者罗马帝国而论，却又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这两个帝国均未在转型期间成功调整其国家战略，这一点可谓是最为致命的。
事实上，不管是唐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其对外的包容政策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但前者建立在“府兵制”的基础上，而后者则建立在“罗马军团”上。
唐朝的府兵制立足于耕战，沿自西魏，平常隶属诸卫，但与兵农合一不同的是，它是有选择性的挑选精干农户作为训练对象，且待遇从优。战时由政府召集府兵，派遣将领统率。战毕即行解散，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既免武将专擅军权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
本质上，这两者都是依托于本国人民自身构成的中流砥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统治者们总是忽略了这一根本，而盲目的屈从于当前需要，国防遂不断移交到他族手上。仅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时候变也不一定带来的就是好果子。
也当然了，我知道很多朋友看到这一定会说，你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老实说，这也确实是笔者的一家之谈。但笔者并不是想说，这就是唐帝国衰亡的全部原因了。事实上笔者只是想就其中一个元素加以说明，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实际上其中很大一块又完全取决于该民族是否自知。即假若唐帝国在扩张之余，能随之不断推进其府兵制的发展，则藩镇并不一定就会成为军阀的温床。而罗马若能始终保证其军团的本色，则又何须依靠招募外族入军，以至最终导致蛮族入侵呢？
是故，千言万语不过一句话，打铁尚需自身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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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