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发动了两次对日本的战争，日本方面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被日本人的观点所支配，因为他们是胜利者，历史更多地属于赢家而不是输家。这个故事常常被讲述成：强大的蒙—汉舰队打算击垮倒霉、过时的日本武士，就在此时，天亲自出马帮助日本人，刮起一阵台风，把忽必烈的舰队吹得灰飞烟灭。不久以后，日本人称这股风暴为“神风”（かみかぜ，“神”也有神灵、精神、优秀的意思） ，证明日本处在天的保佑之下。这不过是一个聊以自慰的观念。然而，2001年以来的一项研究揭示出风暴拯救的说法是一个神话。将近八百年之后，结果证明日本人远比他们自己料想的更有能力。拯救他们的不是神风，而是蒙古人的能力不足和日本人的战斗力。
这次行动从刚开始就有某种不好的迹象。忽必烈脱离了实际。他似乎相信，只要决心开战就必然获胜，仿佛单凭这样就可以决定军事事务。忽必烈命令舰队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做好进攻准备。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航海舰队，此记录保持了近七百年，直至1944年6月6日 （D日） 盟军登陆诺曼底为止。舰队司令是高丽人，陆军统帅是汉人叛将范文虎，总兵力约十四万人。计划是分为两路舰队，高丽出动九百艘，福建泉州出动三千五百艘，在离日本海岸三十公里处的壹岐岛会合，然后一起进攻日本本土。
事情一开始就不顺。5月底左右，高丽舰队按计划到达壹岐岛，然后等啊等。南方泉州舰队甚至无法准时启航，一位统兵官病了，必须替换；食物在高温中腐烂；疫病流行。起程之后，遇到逆风，很多船只被迫退回沿岸港口。
最终，6月10日，高丽舰队的指挥官不管怎样还是占领了壹岐岛，接下来，在一两周的等待后，横穿那片狭小的海域，来到博多湾中间的岛屿上。
与此同时，已经延期一个月的南方舰队直向日本本土，停泊于伊万里湾的低洼小岛鹰岛，此地在博多以南五十公里处，他们试图向北进军，在陆上与友军会合。
但是，攻势毫无进展。两支舰队都发现难以登陆，博多湾周围二十公里内每一个可能的登陆点都被新防御墙阻挡了。日本人也从海岸出击，夜幕降临时，他们划着轻快灵活的小艇出发，切断敌船的缆绳，偷偷潜入敌船，割破敌人的喉咙，点火烧船。其实，大船上的攻城弩可以起到大炮的作用，通过发射巨型箭矢击破日本人的小艇。但是，在近岸可以有效对付陆军的牵引抛石机，在力图从晃动甲板上打击移动目标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忽必烈的将领们争论不休——夹杂着三种语言；军队中大多数人——汉人和高丽人——无心为他们的蒙古新主人而战。日本人则统一指挥、多年准备、本土作战，占据防御坚固的地点，以此阻挡敌方攻势并发起反击。
8月15日，大自然的力量开始干预了。风暴袭来之时，许多人仍在船上攀爬或挣扎着通过浅滩。没有人记载细节——波浪、破碎的帆篷、断裂的船桨、撕裂的船体、抛出致死的披甲士兵——但约有一万五千北方军队和五万南方人葬身大海，还有数百人死于日本人之手，或者待在岩石海岸边的小船里不知所措。
这是一次海上大灾难，单日死伤规模空前绝后；就是置于陆上也是无可比拟的，直到1945年原子弹毁灭广岛、单击炸死七万五千人为止。
难怪日本人很快就将之看成众神干预的结果，甚至超过了1274年的那次，从此以后，神佑观念在日本人头脑中确立起来。朝廷和幕府当局诚心祈祷能抵御外敌于海湾。寺庙和神社香火日盛。祈祷不是唯一的防御方式，因为防御墙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经常得到维护和守备，因此，它的一部分至今保存完好。神灵干预的观念在日本文化中变得根深蒂固。很少有人质疑如下论断：神赐台风拯救日本。
然而，不断出现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获救原因在于日本人自身。答案蕴藏在竹崎季长的故事中，正如“蒙古袭来绘词”所记录的，他在两种场合作战。季长坐进小船去攻击敌人，他登上蒙古船只，取敌两首。他英勇无畏、敢于冒险，又善于控制自己。他只是众多优秀日本武士中的一个。他们有同仇敌忾的强烈意识，在战斗中起了作用。战斗场面一如既往的混乱，但所有这些互不协调的个人行动足以遏制并阻击敌人于海湾。关键问题是，这里根本没有提到台风。胜利完全归功于日本人自己。季长通过祈祷表示对众神的尊敬，但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画，都没有暗示天在战时或战后进行了实际干预。正如托马斯·康兰在对这场战争的出色研究中指出的：“日本武士有能力同蒙古人作战并阻止对方。”用康兰著述的标题来说，季长和他的战友们“无需神灵干预”。
进一步支撑这个论点的是来自海洋考古学家的成果。激发他们灵感是一位卓越人物茂在寅男，此人值得我们略转话题。他在1914年的某天出生后被取名寅男 （意为雄虎） ，1939年参加海军，却感染肺结核，或许这反而救了他的命，因为战争期间他在疗养康复。后来，他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任教于东京大学，直到1979年。在六十四岁退休之后，茂在“雄虎”开始了研究消失的忽必烈舰队的新生涯。在博多湾，渔民们发现了一些石锚杆，但它们可能来自于无数沉船中的一艘。1980年，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鹰岛，当年的南方舰队曾停泊于这个长满松树的美丽岛屿上。茂在对海湾感兴趣。他改进声纳传感器用来找鱼，学习潜水（在六十五岁时！） ，组建一个潜水员团队，开始在海底寻找有意思的东西：矛头、钉子、锅罐，但没有发现能证明它们来自蒙古舰队的“铁证”。然后，1981年，一位叫向江国一的农夫给茂在带来了证据。七年前，向江正在挖寻蛤蜊，突然，他的铲子碰到了硬物——一个方形小铜块，上面刻写着由忽必烈的西藏师友八思巴设计的字。九州大学的考古学家冈崎敬告诉茂在这些文字的意思：千夫长。这是一枚忽必烈高级军官的官印。
受此鼓舞，茂在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会，继续深入工作。他和他的团队从泥砂层挖出了剑、矛头、碾米的手动石磨、更多锚杆，还有圆形炸弹，证明蒙古人船上装有弹射器，也间接证明竹崎季长及其伙伴在1274年确实遭到震天雷的轰击。1984年，老年茂在把这项工作转交给日本极少的海洋考古学家之一林田宪三，他于1994年在鹰岛的一处海湾发现了三个木石大锚。碳定年法显示，做锚的木材大概是在1224（±90）年砍伐的，完全涵盖了舰队成立和启航的时间。
其他发现引导他的团队出海一百五十米，潜入水下十五米，2001年10月，他们在积有一米厚黏稠物的海底摸索，找到了一百六十八件物品——陶瓷碎片、炉砖、一面铜镜、腰带佩饰，最后，2002年7月，发现了一艘大船残骸和散落的船只用材，所有东西就像被搅拌机全部捣烂在一起那样。罐子是汉式的，产于历时长久的江苏宜兴窑场——足以让林田坚信，这些东西就是忽必烈南方军队的遗物。
研究工作继续着，但是，正如2005年林田领我参观他的实验室时所解说的那样，有些结论很明确了。那艘船约七十米长，这让当时世界上其他船只相形见绌。欧洲帆船直至19世纪才接近这种船体规模。只是随着蒸汽时代的来临，西方帆船才最终超越了中国和高丽的军舰 （15世纪初，明朝皇帝朱棣下令建造一百四十五米长的巨轮，用于世界航行，这又让忽必烈的船只无法企及了）。
但船体规模并非一切，远洋船舶的关键因素在于构造。这里，忽必烈的造船师们为了赶进度以致偷工减料。卡城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兰德尔·佐佐木（Randall Sasaki） 对大约五百块船木碎片进行研究，他惊讶地发现，上面的钉眼紧密相连，很多聚集在一起，似乎是建造者们采用旧材料、遵循老款式。“这表明船木是重复利用的，”他说，“而且，有些木料质量差。”
林田则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适于航海的“V”形龙骨。”
以上两条证据，结合巨型船舰——本应能够抗御台风——的灾难性损失，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震惊但又合乎逻辑的结论：为了应付忽必烈快速建造大量船只的要求，他的造船匠们只好临时拼凑。他们挑选一切可利用船只，不管它是否适于航海；好一些的就交付使用，差一点的就用相同材料改造一下。除了高丽人建造的新船——尚未在鹰岛发现——以外，忽必烈舰队中绝大部分是缺少龙骨的河船，根本不适于远洋航行。忽必烈的野心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质量监管上的重大失败。监工们或许已经宣称，旨令得到贯彻执行，船只全部准备就绪。没有人告诉忽必烈，如果海上形势变糟，这些船只将是死亡陷阱。忽必烈的疯狂野心、对海军知识的缺乏，实际上使自己的舰队在启航之前就已经被击沉了。
【摘自：《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约翰•曼/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
图书信息
书 名：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
作 者：约翰•曼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 号：978-7-229-13262-0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定 价：68.00元
☆ 世界历史因他而重塑，中国历史因他而转向
☆ 将中国史置于全球史之中重新理解中国的形成，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大转向时代的欧亚巨变
☆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的姊妹篇
内容简介
本书是蒙元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量级作品，是作者在研究、思考中国政区地理版图的多元性、民族心理文化的整体性与蒙元历史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文献和实地考察而写成。
作者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刚出现的历史早期，本不包括一些非华夏地区，如西藏、新疆以及长城以北的草原。究竟是什么力量将这些部分连接为一体？如果你想理解今日中国的政治一体性、版图形态和民族心理，必须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并维护的蒙元帝国开始。
书中主要讲述了成吉思汗将松散的草原部落联盟塑造为一个帝国的奋斗历程，和他最重要的继承者忽必烈汗对整个传统中国地区的征服和进一步的版图扩张，以及这一过程中在沿袭和扩展汉唐传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基础上，充分调动源于内亚边疆帝国国家建构模式的政治及政治文化资源，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和塑造；揭示了成吉思汗和他创立的蒙元帝国对今日中国之形成的巨大影响。
作（译）者简介
约翰•曼（John Ma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旅行作家，生于英国肯特郡。毕业于牛津大学德语、法语专业，并参与两个博士后项目——牛津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伦敦东方-非洲学院的蒙古研究。1996年起，对蒙古-鞑靼历史、蒙古和中国的古今关系研究产生浓厚兴趣，精通蒙古语，对于蒙古历史有独到的研究。
其代表作有：《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成吉思汗：生、死与复活》《匈奴王阿提拉》《忽必烈汗》《长城》《成吉思汗的领导奥秘》《元上都：马可波罗与欧洲发现东方》《古腾堡革命》《公元1000年地图集》《戈壁：沙漠觅踪》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