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两个“水货”——刘整、蒲寿庚，是元朝灭亡南宋的关键性人物。
刘整是南宋将领。《元史·刘整传》载：“刘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邓州穰城。整沉毅有智谋，善骑射。金乱，入宋，隶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 ，整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还报。珙大惊，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阳，乃书其旗曰赛存孝。累迁童川十 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由此可知，刘整骁勇善战，并非平庸而怕死之辈。然而，奸臣当道，逼得走投无路的刘整却投降了元朝。
南宋大玩家宰相贾似道专权，朝政昏暗。玩权、造势、弄法、娱乐、肥私，是贾似道的长项，多数忠臣良将被他及其党羽排挤出朝廷和军界，如高达、余玠、王坚、曹世雄、向士璧、赵葵、史岩之、杜庶等，有的被解职，有的被放逐，有的被投入牢狱，有的被逼自杀，取而代之的多为善于玩弄权术、欲壑难填的无德无才的奸臣，不谙兵法、异心异志的贪生怕死的将领。“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微、谢章辈，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那些尚有些许话语权的耿直文臣和掌控少部分兵权的忠勇武将被弄得胸有块垒，意气沉沉。有些将领对贾似道优文轻武，任用群小，颇为不满，又受到贾似道及其同党的排挤打击，便心有弃宋降元之意。贾似道、吕文德与四川制置使俞兴勾结，打算利用“打算法”迫害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
刘整原是孟珙的部下，是“北人”将领，曾随孟珙率领的忠顺军从蒙古人手里夺回了襄阳和樊城，屡建奇功，一再擢升，但遭到了“南人”将领吕文德等人的忌恨，而贾似道与吕文德结成同党，处处排挤打压异己，刘整是贾似道、吕文德之流排挤打压的重要对象。所谓的“打算法”，即派遣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是贾似道排除异己，整治各路武将的一条奸计。刘整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却投诉无门。当他看到比他名气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后，更清醒地意识到了如果自己仍然留在南宋，厄运必不可逆转。无奈之下，刘整一狠心以精悍的水师、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元朝，忽必烈授任他为夔府行省兼安抚大使。刘整的一些老部下和其他部分将领也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带兵投奔刘整，汇入反宋阵营。
贾似道一看刘整降敌，南宋军队损失太大，为了笼络军心，使降元的军队重新回到南宋，便多次封官许愿，甚至任命刘整为参知政事，但刘整深知贾似道和吕文德的虚妄和奸诈，坚决拒绝。宋亡后，元世祖曾问宋降将:“尔等何降之易耶？”答云:“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积久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送款也！” 至元四年（1267），刘整入朝，向忽必烈献策，说：“宋主弱臣 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正式向元朝提出先攻襄阳的策略。当时，蒙古于宋朝在前线处于相持阶段，由于宋军擅长守城，加之在丘陵及水泽地区蒙古骑兵并不占优势，所以前线战事蒙古进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刘整第一次 入朝献策，劝说元朝抓住时机力攻南宋时，当时是“廷议沮之”，由于元宪宗蒙哥大举猛攻的失败，使元朝一度丧失了吞灭南宋的信心。在刘整的力劝下，世祖曰： “朕意决矣！”才最终坚定了信心。 “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襄阳城是历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南宋投入巨大，并由精兵强将驻防，是元兵最难啃的骨头。1267年，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竟然允许蒙古军在襄阳城外置榷场。史书记载：景定二年（1261）六月，刘整降蒙古，忽必烈采用刘整计，遣使以玉带贿之，求置榷场于襄阳城外，德许之。蒙古人遂筑土墙于鹿门山，外通“互市”，内筑堡壁，以阻宋南、北之援，德见此，悔莫能及。1267年，蒙军果围襄、樊（今合并襄阳市），文德深悔，叹曰：“误国家者，我也！”偕弟吕文焕共守襄阳，阵亡。
后来，刘整又提出发展水军的构想：“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应允，遂“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使得元朝水师最终击败海上力量强大的南宋水军，灭亡南宋。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文天祥和后代史家都认定：“亡宋贼臣，整罪居首”。 没有刘整出谋划策并与诸汉奸教习金国水军，元朝很难攻灭南宋。
宋朝依靠先进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地缘优势，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配备火药火器的铁甲战舰是国之重器，曾重挫北方游牧民族。文天祥曾说：“夫东南之长技莫如舟师，我之胜兀术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毙逆亮于采石者以此。” 宋建炎四年（1130），金军“搜山检海”以擒“航海避兵”的赵构，无果后北撤至常州。宋金各派精锐水师战于长江之上，宋军奋勇杀敌，不谙水战的金军难以招架，只得败退而未能渡江北去。兀术不敢再战，率十万兵马退入黄天荡，企图从此渡江北逃。韩世忠率部八千，以百余膄海船，困敌十万兵马于黄天荡四十八天，歼敌万余。后有汉奸向金兵献舟中载土之法，在无风之日以小舟火攻宋船，金兵乘机冲出黄天荡，向北逃过长江，撤回黄河以北地区。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120艘战船和3000人组成的南宋舰队与700余艘战船和7万人组成的金国舰队，在胶州湾口外陈家岛一线打了一场遭遇战。由于金兵不识水性，不谙海道，虽阵容强大，却不敢冒进，停泊于胶州湾口外陈家岛一线。南宋舰队在迎击金国舰队的途中，收容了从金营中前来投诚的数百名汉族士兵，并从中摸清了仅有一山之隔的金国舰队的详细情况。南宋舰队借助风势，迅速包抄敌人，并向金国舰队发射火箭，慌忙张帆的金国舰队顿成一片火海。金兵见状纷纷弃船逃命，宋兵跳上金舰奋勇杀敌，除3000幸存的金兵阵前跪降外，余者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杀死。
自刘整献策起，元朝水军迅速强大起来，在两国水军交战中，南宋海军已无优势可言。公元1274年，忽必烈诏令伯颜为总司令、阿里海牙以及襄阳降将吕文焕为副总司令，率领二十八万部队、数千艘战船，大举征伐南宋。配置强大火力的元朝战舰，所向披靡。战略重地鄂州的守将张晏然和程鹏飞不仅献出了城池，他们的军队也没被解除武装，而是被直接编入元军中，由阿里海牙指挥。黄州守将陈奕献出了城池，被封为“沿江大都督”，其子陈岩官拜涟州知事，见到父亲的劝降书，也立即投降了。元军以强大的阵容欲取九江，九江的江西安抚使钱真孙、六安军曹明、南康军叶阊等相继投降。沿江而下的元朝征讨军，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反倒充实了不少降将降兵，兵力更强。决战关头，南宋军队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夏贵的两千五百艘战船密布江面，贾似道亲统后军。元军隔江用“回回炮”攻击南宋战船，炮声隆隆，百里回响，夏贵的司令船率先逃走，贾似道只好仓皇“鸣金收兵”。后来，南宋水军、步军在元军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走死逃亡，贾似道和孙虎臣乘小船狼狈逃往扬州，夏贵次年投敌，南宋主力军损失殆尽。
南宋处在风雨飘摇之际，又有一个“水货”——蒲寿庚，叛变投敌，成为压垮南宋的最后一根稻草。南宋每年的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期的总和，中国商人基本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主要港口。作为海关机构的市舶司每年创造的关岁竟达岁入的20%，成为南宋的重要收入，而“藩客回回”蒲寿庚竟把持南宋市舶司长达30余年。 宋景炎二年，“保南宋沿海财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蒲寿庚，拒绝宋少帝和张世杰进入泉州，闭城三日，将宋宗室及淮军尽数屠杀。蒲寿庚降元后，所有海舶均交与元军，并又为元军制造了600艘战船，使元军势力大增。南宋流亡政府及其军队被迫逃到广东珠江出海口的崖山。崖山海战，南宋有将兵和非战斗人员20多万，各类船只2000余艘，元军有兵力30万，战船数百艘，由于元朝水军基本都是熟谙水战的南宋降兵，致使南宋军队彻底折戟沉舟，漂泊的南宋王朝覆灭。
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说：“蒲寿庚弃宋降元之事，影响于宋、元势力之消长实大。盖蒙古虽长于陆战，舟师实不抵宋。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众多，一旦降元，定为元南征之助。于元为莫大之利，于宋直致命之伤。”客家历史学家罗香林亦认为：“元师席卷而南，浦氏乃以泉州降。宋室流离琐尾，既失市舶财利，复丧舟师实力，凭借既虚，虽有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诸贤臣奔走勤王，亦无补于国运之侵移矣！其影响于宋元时局之递变者，至巨且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