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时，曾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概括而言，当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
一、三类带路党
1、一般民众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
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溃散逃匿的义和拳残余杀了富人韩某，韩某的妻子进城把联军给引了过来：
“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迳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
查义和团确曾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当地居民恨极清廷驻军的掳掠，遂引了联军前来：
“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
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
不过，中国守军在撤退前，确曾对通州内外大肆掠略，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当地民众也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参与此役的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在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其他的村民告诉说，京都已完全没有中国官军。中国的农民从事着和平劳动，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
此外，也有民众为利益驱动，受联军雇用。
比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运输物资的帆船队，即是在联军半笼络半胁迫下，由中国船主和船夫组织而成。
图：联军自天津前往北京，白河上的平底帆船队。这些船来自当地百姓，很大一部分是“华勇营”出面征集而来，每艘船上大约5-6名中国船夫。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2、中国教民
联军侵华，以义和团运动为大背景。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则是中国教民挟洋人之威（洋人之威又源自朝廷及地方官员的袒护），于中国传统基层权力结构中另树一帜，造成教民与非教民在具体利益冲突中的地位不平等。此种缘由，镇压义和团最不遗余力的袁世凯，在奏折中说得很清晰——袁氏奏称，义和团之兴起“实由民、教积怨构成”。
既有“民、教积怨”，自不难理解教民何以会积极为八国联军“带路”。
美以美会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曾任侵华联军谍报部情报官。其回忆录《京津随军记》，留有许多中国教民充当“带路党”的记载。
譬如：
“一个时期，当租界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道路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
左图：美军在天津雇用的独轮车车队，日薪20美分。星条旗下，即美军军需总部。右图：中国教民登船逃离天津。虽有不少教民愿为联军提供情报服务，但据宝复礼披露，“北京获得解救之前，（向使馆传递信息）出到一千英镑，但都被拒绝了，因为很多企图递送信息的人都被杀死了”。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3、“华勇营”
联军侵华时最有名的“带路党”，无疑是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营”。
宝复礼如此描述他所见到的这支联军中的华人部队：
“威海卫军团负责英军所捉到的俘虏。奇怪的是看到这些由中国人所组成的英国军队同他们自己本国人进行作战。……最有趣的，是来自威海卫的英属中国联队手里端着上刺刀的枪，跟在中国俘虏后面，像是得意洋洋的样子。”
为什么这些中国人愿意和自己的国家作战？宝复礼感到无法理解。他做出了一种很勉强的解释：
“如果他们是来自一个省，他们可能会拒绝同他们作战。但是，他们是山东人，与这京师所在省份的我们的敌人毫无共同之处。”
“华勇营”是英国强租威海卫之后，招募的中国雇佣军，正式成立于1899年。该部初始编制有七个连，步兵连、骑兵连、长枪连、机枪连以及炮队、军乐队、卫生队一应俱全。共有军官、士兵534人，并配备有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所有士兵签约三年，经其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营内所有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这些军官，“自华勇营创立之日起就和他们在一起，在招募到第一个新兵前就已经抵达威海卫了。这些军官都可以说汉语并且都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比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深谙中国人的内在性格和等级观念。”
华勇营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其训练参照英国正规军。英国军官对他们的评价是：
“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具有良好地抗疲劳和承当艰苦工作的能力；而且，他们各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他们很好养活，他们似乎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什么，只要是能吃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
早期，华勇营主要承担威海卫地区的保卫工作。如驱散当地反英集会、镇压当地反英暴动等。1900年华勇营射杀当地民众10余人，酿成威海惨案。
联军侵华，给了威海卫的英国军将华勇营编入英国正规军建制的机会。按英方的报道的说法，华勇营自身也非常希望被派往前线，向清廷进攻：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威海卫的华勇营强烈要求被派遣到前线去，因为他们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于是不满开始在士兵当中蔓延。最后，当局终于决定给这个新的军团一次机会，当接到这条命令的时候，威海卫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
稍后，华勇营被编为“中国第一军团”，向北京进发。
在天津，该部“从南门第一个冲进了天津的围城，成为最后总攻中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在老龙头火车站，这些中国籍雇佣兵和清廷的部队在车厢内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在去北京的路上，他们利用自身的种族优势，“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且“施加了点温柔的压力”，出色地在短短几天内为联军征集了上百艘平底帆船和相应数目的水手、船夫；攻陷北京后，中国军团的主要任务改为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并参加了联军组织的“紫禁城阅兵”；……
概而言之，在联军侵华过程中，“华勇营”的表现深获英国方面的认可。如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所言：
“对于这一支新建的团队的表现，事先纷纷臆测，而且，由于叫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作战不免有些不公平与苛刻，有些人真是相当担心。但是，不能怀疑的却是，不管是不是跟亲友作战，他们只要有打战的机会，就打得很好。”
英国陆军部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军徽以资表彰，亦可证明其表现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认可。
图：参与围攻天津、通州、北京等役的英军“华勇营”。英国军官巴恩斯观察到：联军紫禁城阅兵时，“华勇营”士兵“脸上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和一种非常糟糕的表情”。这种复杂表情究竟该如何解读？可惜没有任何一个“华勇营”士兵留下只言片语。
二、朝野的解决之道
针对庚子年的“带路党”问题，官方与民间，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省和补救思路。
1、朝廷强调“本朝列圣德政”
对“带路党”问题，清廷早有察觉。庚子年谕旨，多次谈及“奸民”问题。
比如，该年六月十六日，朝廷谕旨直隶总督裕禄，命其严查辖区渔船接济洋人：
“闻直隶秦王岛北塘一带渔船，多有接济洋人情事，即著裕禄迅速派员，严密稽查笼络各渔船，团为一气，为我效用，断其接济。”
再如，六月二十二日，朝廷谕旨京城守城王大臣，命其严查奸细入城：
“现在天津一带逃民纷纷来京，难保无奸细及暗藏军火希图混迹情事。著该王大臣等督敕弁兵，于入门时严密盘查，如有形迹可疑及运载巨阃并非货物之人，即行拿办。此外，如有冒充义和团装束，欲图混入者，亦著一并拿究。”
七月十三日，朝廷又谕旨直隶地面各级文武，命其注意“奸民”混入“义和团”：
“据称敌人在紫竹林天津一带连日赶制中国号衣万余件，意欲裹胁奸民乱我军团，请将寻常号衣另加记号，以资辨别。”
……
以上种种，足以证明清廷对“带路党”问题了然于胸。
清末新政以收拾人心为首要之务。教育改革，成了清廷破解“带路党”现象的核心工具。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将此次教育改革的核心主旨，总结为以经史教育巩固忠孝理念：
“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
在具体教学科目的章程里，这种主旨表现得更加露骨。
以历史教学为例。《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的核心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本朝历代圣主的德政：
“（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的重点是“多讲本朝仁政”：
“（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
《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须先专门讲述本朝历代圣主的善政德泽，其次才轮到古今贤哲：
“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
如此念念不忘强调“本朝仁政”、“ 本朝列圣德政”，会产生何种效应，是可想而知的。
图：法国军队翻墙进入北京城。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中国人的身影。
2、民间关心“民族认同”的缺失
与朝廷不同，民间救亡思潮，在庚子年后，迅速转向了“民族主义救中国”的新套路。
改良派的梁启超，开始宣传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革命派的《浙江潮》杂志，也在提倡民族主义：
“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旧的“经史教育”，导致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朝廷利益与民众利益常不一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也常有冲突。无民族意识，无国家意识、无群体意识之国人，于外敌入侵之际，多有做“带路党”者，实属必然。当务之急，乃是提倡民族主义：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历史教育，被梁氏视为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路径。
不过，与朝廷致力于宣传“本朝列圣德政”不同，梁氏极度反感将历史教育变成“一人一家之谱碟”。清末“史界革命”的成果，是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乃至黄帝、炎帝等一大批历史、神话人物，强行框入民族主义范畴，捧上了“民族英雄”的祭坛。
图：英军自沙窝门水道进城，城内百姓围观者甚众。据宝复礼披露，曾有“一个忠诚的天津信使”，避开监视，“从这座皇城水门的栅栏空隙处钻了进来”，把天津被攻陷的消息传递给使馆区。由此推断，沙窝门水道大概也是中国人透露出去的。
三、被忽略的政体认同
清廷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办法破产，是意料中事。
但“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在“民族认同”之外，尚有更重要的“政体认同”。清廷虽因“满汉问题”忌讳民族主义，仍可依赖“政体认同”来收拾庚子之乱后的人心。
部分体制中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比如，慈禧对曹汝霖感叹“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时，曹汝霖曾从“政体认同”层面，给出过如何达成团结的路径。曹氏说：
“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这些话，皆指向以“政体认同”收拾民心。
可惜的是，曹汝霖之言，入慈禧之耳，却未入慈禧之心。
清末十年新政，朝野为“立宪”二字打得头破血流。朝廷欲效仿日式立宪扩张君权；士绅欲效仿英式立宪扩张民权。“政体认同”终成泡影。辛亥一役，支撑清廷数百年统治的“士绅”，亦做了革命的“带路党”，成为策动各省独立的关键力量。
清廷遂土崩瓦解。
图：北京（抑或是天津）市井民众，微笑面对侵略者的镜头，并未表现出丝毫民族愤怒。八国联军中的日本随军记者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