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明朝灭亡南明建立，弘光政权的朝政与军事防御
一六四四年五月,尽管明朝灭亡了,象征着明室正统的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在南方仍具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和影响力,遗憾的是其腐朽的朝政却无法承载江南百姓及故明官僚士绅对它给予的恢复北都,中兴明室的希望。而另一方面,由于战乱阻隔,南北消息不通,弘光政权只知要讨伐大顺军,“报君父之仇”,却没有足够重视当前控制京师政权的清廷摄政王多尔衰已成为新的威胁,因此他们重点针对李自成农民军来设置四镇,构筑军事防御战线。
北京沦陷、崇祯帝后被逼殉社翟,这在士大夫知识分子心目中是旷古未有的敷天大痛和奇耻大辱,因此朝内外的有识之士们就把“恢复北都、中兴明室”的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弘光政权之上。一些士人知识分子纷纷上书言事,献计献策,期望早日扫除“流寇”,“以雪大耻”。五月五日,京散道御史祁彪佳等人上言要求严肃纲纪,整伤法度,“以轻徭薄赋收民心,以举贤录才收士心,以信赏罚收将帅之心”,对于福王即位时颁布的镯免赋税等措施,应经过考核调查,制定可行的方案,才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才能真正起到以宽民力的作用。要选拔人才,同时也必须“慎名器”,制定严格的用人制度,不能滥进官员,滥升官爵。要鼓舞军队士气,赏罚分明。这样,“言守则必固,言战则必胜矣！”
然而,事与愿违,弘光朝廷自建立起,就埋下了深深的党争隐患。武臣勋戚势力和东林党士人一直是“各执成心,日寻水火,文既与武不和,而文又与文不和”,随着政权运转的需要,两派各自争相安插私人势力,排斥对方推荐的人选。当清廷正在迅速扩张稳固在北方的势力,紧锣密鼓为南下作准备时,弘光当政诸臣明知偏安尚且不能确保,他们却将紧迫的兵铜战守事宜丢在一边,围绕用人问题争论不休,整日纠缠于“异同恩怨”,口舌之争,即使朱由裕多次下谕群臣“和衷集事,息竞图功”,也丝毫无济于事。
五月开始以是否起用被崇祯帝定为阉党逆案,永不叙用的阮大城,东林党人和当权的马士英及勋旧大臣互不相让,矛盾冲突日益激烈,最终以八月底马士英绕开九卿会议,中旨启用阮大城为兵部添注右侍郎而告终,这意味着东林派人士的失败。到一六四四年底,稍有人望的正直之士吏部尚书张慎言、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左都御史刘宗周、大学士姜曰广、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高弘图等因为受到马士英及武臣勋戚的排挤无法在朝廷立足,不得不三番五次引疾辞职,最终相继而去。于是弘光朝廷成了马士英、阮大锨的天下,从此“马士英专柄,酸正崇诀,渐进私人,四镇连于外,勋阉附于内,树党招贿”。
从一六四四年五月间弘光政权所获悉的情报来看,它似乎只意识到自己的敌人仅仅是农民军,他们看到了“逆寇肆凶,名疆屡陷”,也由此担心“东南半壁得不为河北中原之续者,岂其无意东犯哉”因此这个统治核心集团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大顺政权,兵部尚书史可法根据这一方针所制定的军事防御措施也主要是针对农民军。
在设置四镇时,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也上书史可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守江非策也。”建议以河南、山东作为江南屏障,仿照唐、宋节度招讨使制度,在山东设置一大藩经理全省,进而以图北直隶一带。同时,在河南也设一大藩经理全省,日后向山西、陕西方向进兵,两大藩均要选用才兼文武的大臣充任,厚集兵铜,并授予他们相应的方面大权。此外,再在山东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皇帝巡幸,可向天下百姓是以不忘中原之志。
“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不可得矣。”此外,梁以樟还看到四镇的骄横难制,唯一的办法就是“使分不使合,分别其忠顺强梗之情以惫劝之,而阁部大树兵以自强,乃可制也。”然而史可法虽赞同这一做法,但终因朝廷内外处处掣肘无法行其计,当然也与史可法及弘光朝廷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理想密不可分,通过借鉴历史教训,明明都知“守江非策”,“江南非偏安之地”,但弘光朝廷始终缺乏经略天下的宏图和勇气,总拿不出实在的进取行动,弘光朝廷的文武大臣或者沉溺于一时的安逸之中,或者即使看到了潜在危险,面对浊乱的朝政,也只能在无力回天的无奈哀叹中得过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