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幕是介于仕和隐之间的选择，清代游幕之风兴起于明末清初，到康熙年间极盛。是文人在未能成功通过科举入仕后，退而求其次将游幕作为施展政治抱负和理想以及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其主要是幕于官员府中，佐理政事和参赞戎幕。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学人幕府逐渐兴起，与清初辅佐政事不同的是，这些幕府以文事活动为主，包括修书著书校书、诗酒唱和、佐理翰墨等。
而这些学人幕府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致力于古代典籍的研究整理，这需要具备钻研经典的深厚功底，包括考据、训诂、史地、音韵等学问，诗画唱和均属娱乐之列。两淮盐运史卢见曾幕府是康乾时期重要学人幕府之一，主持刊刻了十种古籍经典，收录于《雅雨堂丛书》中。参与编撰修订主要幕宾有戴震、惠栋、沈大成等，这几位都是清代汉学的代表人物。而诗词唱和这样不定期的即兴活动令擅长诗书画的文人无法稳定长期地为幕府工作。扬州画派的代表文人画家中，只有罗聘做幕宾的时间较长。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时任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聘请一百余名文人进入扬州曲词局，对清代戏曲曲本进行编修和整理工作。伊龄阿个人非常喜爱绘画艺术，且罗聘具有一定的戏曲造诣，因此罗聘成为曲词局幕宾。幕宾的岁脩也可达到一个可观的数目，据《佐治药言》记载：“为童子师，岁脩不过数十金，幕脩所入，或数倍焉，或十数倍焉。”但此时的罗聘早就以金农高足闻名江陵能靠卖画获得不错的收入了。受商贾延聘入馆修书或教授子弟。实际上“扬州八怪”中因延聘而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的只有陈撰。他来扬后就终身馆于盐商或盐官的家中，主要工作是为盐商项絪的私刻坊玉渊堂编校、修订书籍以及鉴定文物，除了“衣食皆赖主人”，还获得一定的酬劳。
因此，陈撰是“扬州八怪”中唯一不以鬻文卖画为业的文人，其诗文绘画皆是自娱谴兴之作，为此不轻易与人作画，“每一纸落人间，珍若拱璧”。汪士慎虽寄寓“小玲珑山馆”十余年，可获得基本的生活供给，但无其余可供个人支配的收入，他在“小玲珑山馆”期间就写信委托好友边寿民代其销售书画。后汪士慎搬出“小玲珑山馆”所住的“城隅小屋”也是卖画所得而购置。而其余画家虽都有客居盐商家中的经历，但也是暂居，并未能获得长期延聘。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曰琯和马曰璐兄弟“小玲珑山馆”长期入馆的文人有全祖望、厉鹗这样学者型文人，因为修书校书编书这样的工作远比作诗绘画耗时耗力。
因此，对于擅艺的文人来说，馆于商贾园中并非长久治生之途。而另一不稳定因素在于，无论入幕或入馆都是依靠他人生存，存在着各种难以把控的客观风险，比如官员遭遇罢免或者商贾家道中落破产。从这个层面上来看，陈撰是比较幸运的，他在扬期间虽经历了项氏、程氏的家道中落，但晚年又辗转到江春府上，自始未陷入贫境，得以善终。而卢见曾则仕途坎坷，乾隆五年（1740）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因遭人诬告被革职充军发配塞外。冤案昭雪后，于十八年（1753）复调两淮盐运使到扬，但又因三十三年（1768）两淮盐引案发，被捕入狱，死于牢中。
高凤翰在乾隆五年（1740）因曾为卢见曾的盐务下级作卢氏同党论入狱三年，虽不是其幕宾，但也可见游幕所存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从以上几方面来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没有取得科考成就和社会名望之前，平民文人不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因此陆续转向鬻文卖画之途，正如郑板桥在家书中无奈写道：“学诗不成，去而学写，学写不成，去而学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庶足赖以谋温饱”。但这治生途径亦充满了不稳定因素，当时的扬州是江南地区最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为以书画文艺为生的文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亦有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康乾年间在扬州卖画的文人有姓名可考的就多达一百七十余人。文人的绘画创作并非是固定的，个人的技艺水平、才华学问、身体状况和社交圈子都可视为影响创作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郑板桥并未放弃科举，一方面是他作为文人所坚持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另一方面则是在书画市场上需要名望和地位的加持。郑板桥中举后，慕名求购书画者大大增加，那个时期的他已经能靠卖书画维持稳定而不薄的收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