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明朝灭亡的大时局下，清廷与弘光政权的施政态度有何不同？
一六四四年,针对全国的特殊形势,刚进入北京的清廷和刚刚成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施政态度治理朝政,也实行了相应的军事措施以巩固自身政权,从而为日后他们实力的发展变化奠定了基础。
一六四四年五月初二,清廷摄政王多尔衰在故明文武官员的跪迎下率领清兵进驻北京,在武英殿升座,接受百官朝拜,标志着清政府接管北京政权,成为北方政治中心。同一时间,在南京,故明官员拥戴福王朱由裕就任监国,于五月初三正式下达监国诏令,组建南明弘光政权,成为南方政治中心。在西北地区,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山海关一片石战役溃败后匆匆撤出北京,但主力并未受到损伤,还拥有三十五万军队虽然山西、山东、河南一带不断爆发故明地主士绅的武装叛乱,但大顺政府仍然具有相当的控制力,李自成也试图回到西安根据地后重整大顺政权,卷土重来,以图东山再起。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三大政权鼎立的局面。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军事实力也活动频繁,如四川地区的张献忠部农民军,不时出兵攻城略地,寻找机会凯觑北京政权东南沿海地区则盘踞着郑芝龙、郑鸿速为首的郑氏军事集团。
全国各地所有这些军事、政治力量对清朝这样一个刚刚进入中原,立足未稳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无疑都是一种直接的或潜在的威胁,一旦它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当,则很可能激起各股势力同仇敌汽,联合起来把它作为一个入侵的异族政权加以去除。然而,入主中原一直是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毕生的梦想,现在多尔衰把握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举占据帝王之都北京,已经把父兄多年未竟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此时全国局势并不十分明了,清政权在中原能走多远,多尔衰等人心目中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只能是得寸进寸,得尺进尺。
由于清军是打着“灭流寇以安天下”、为明朝“报君父仇”、“救民于水火”的旗号才得以“名正言顺”挥师入关的,因此刚到北京的清廷对南明弘光政权采取何种态度就变得非常关键,关系着它能否继续以“仁义之师”的名义在中原扩张领土而不激起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对。而且此时大顺军势力还很大,李自成等人的抗清决心又非常坚定,所以必须先集中力量把重点放在剿灭大顺军上。这就决定了一开始清廷己明确主要敌人是大顺军,对其它势力则能拉拢就拉拢,能稳住就稳住。
弘光政权的情况又如何呢南京作为明朝留都,具备一整套完整的政权机构,在紧急情况下,重新组建有效的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安排官员到任发挥作用对它来说并不难,况且江南未经战祸,明朝原有的统治根基也还相当牢固。但是,建立在危乱之中,弘光政权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极为恶劣和复杂北部有清兵,西北部有大顺军,西南部又有张献忠部农民军的活动,它实际控制的领土不过是长江腹地,东南一隅。一方面是“寇虐披猖,王室板荡,衣冠介胃降叛如云”,另一方面是打着“灭寇”旗号,在北方大肆占领城池的清兵,弘光政权虽然作为明室正统的像征,振臂一呼,尚有维系人心的力量。但要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就必须准确判断谁是敌谁是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一判断将决定他们基本国策、大政方针,这是建立初的弘光政权急需考虑的问题。
面对当时局势,清廷为了牢固掌握住北京政权,在中原站稳脚跟,在它力量所及的北方地区,采取的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政策一边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政治威信,扩大清廷的政治影响力一边不断出兵征伐,平息乱兵,拓展军事控制区域。对它尚且无力控制的广大江南地区,则广布檄文,意在让江南知道大清政权已“息马燕京,抚兹黎庶”,同时也表示愿与南方新拥立的朱明藩王政权“通和讲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