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在汉唐时期都较为融洽，在确保天子威严的同时，朝廷大臣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至少最起码的尊重是不能少的。起初，作为一人之下的宰相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后来演变为站而论道。明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后，九卿们依然有较高的地位，还时不时地让皇帝下不来台。
明代虽然也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可是士子们那片忠心报国的初衷从未改变，一直到大明灭亡，都不乏犯言直谏的忠臣。可以说，有明一代，士人们的脊梁一直坚挺。可到了清代，我们发现朝臣们已经彻底的匍匐在皇帝的脚下，再也没有人敢于挑战皇权了。
清代的集权是在康熙时期得到发展的，其后的雍正对大臣的严酷苛刻更是登峰造极，乾隆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乾隆皇帝即位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了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地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畅通无阻。乾隆一朝，朝臣的地位是历史上最低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不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向来铁腕治国的雍正帝就屡屡在奏折中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显然，雍正帝对名臣、忠臣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可是乾隆即位后一改雍正的风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好事。乾隆为何有如此的论调呢？
在他看来，臣权的上升就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历史上，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大抵都是功大于过，而乾隆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乱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昏童不应虽是。”
乾隆这种畸形的理论依据无非是想向天下人证明自己是明君，也同时警告群臣不要做名臣。他说“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意思是说，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有唯命是从，办事勤勉的奴才。这也是海瑞这样的人物无法出现在清朝的根本原因。
相比雍正来说，乾隆对待大臣的态度是极为鄙视的。雍正虽然为政严苛，可是他是个极有性情的帝王。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有点没大没小，甚至还有点肉麻。他曾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给年羹尧的朱批就更肉麻了：“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知我二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从这些朱批中可以看出，雍正帝对大臣不仅仅是铁血，也有热情如火、视为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他对张廷玉和鄂尔泰就很有君臣之谊。
终乾隆一朝，或许只有他晚年时的和珅算是特例。其他时候总是极重君臣之别，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不与大臣们建立什么私交。对于大臣“好名”乾隆甚至比贪污更仇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
在打击大臣好名方面，乾隆不仅制造了很多冤案，还做了一件让时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古代社会民间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假如地方官造福百姓，当他离任时都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纪念。然而，乾隆却下旨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德政碑悉行扑毁，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
在乾隆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时期所建的祠堂、石碑摧毁，仅山东、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之所以做这样不得人心的事，无非就是要天下人宣布，官员的好坏不该有百姓来评价，所有的恩典都该出自皇帝，任何人都得摆好奴才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