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青石文学
《宠》从帝国制度角度出发，侯旭东认为私人的皇帝主体关系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关系，而不是二次的和衍生的关系。汉朝统治背后的原则是对大众流动的限制，这使得汉朝内部的局部互动和交流十分罕见。制度环境和理想教义都鼓励和教育人们在原地生活，从而使大多数汉族人主要在县级调动起来。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一个完全基于熟悉的社会。亲密的关系构成了帝国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即使对一个皇帝来说，个人关系仍然是自然的和首要的。陌生人之间的普遍和抽象的信任是不可能培养的，从而导致一个普遍化的帝国和分散的，有区别的主题之间的持久的紧张关系。帝国越复杂，皇帝需要的私人关系就越多。
从侯旭东的研究意义来看，有三个方面。首先，如果我们把私信皇帝主体关系看作是一个建立，维持，赢得和失去皇帝好感的过程，其中大多数主体因不同的原因参与其中，这种关系机制构成了每个参与主体的日常生活，也反映了汉帝国统治的动态。然而，这种关系动态往往具有偶然性，特殊语境和个人品味的特征。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的尝试往往是机会主义和武断的，这不会导致客观和可持续的做法，超越每个皇帝的私人和个人性格。
第二，这种关系动力可以被看作是“差异化交往方式”的替代。侯旭东先生提醒我们，当概念模式将关系亲属关系定义为类似于将石头扔进湖中形成的同心圆时，私人信任的皇帝主体关系更像是一个旋转的系统，每个人都以皇帝为中心，其他主体则以皇帝的最爱为中心。其中，公共与私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遗憾的是，侯旭东先生只简单地讨论了这一点。
最后，侯旭东认为，私人与皇帝主体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对父权官僚制度的父权部分的详细分析，是典型实践模式的一个范例，其中包含有不同的机制，有助于解释我国历史的演变。
从方法论上讲，侯旭东先生自觉地回避并试图超越当前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线性历史观。他成功地阐明了通常被忽视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和暗流，在政治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具体研究和皇帝主体关系研究的结构性方法之间架起了桥梁。它打算详细地揭示反复出现的言行是如何构成历史的。
从一开始，最具讽刺意味但最生动的例子就是东汉的衰落，即私人信托与皇帝的主体关系是如何不可避免的。东汉统治者虽然从西汉的灭亡中清楚地吸取了避免这种关系的教训，但东汉也必然以同样的方式走向灭亡。总的来说，这本书在准确的历史分析，掌握历史记录，原始论据和发现方面是值得一读的。侯旭东旭东有着丰富的历史证据，并对其进行了巧妙的安排，使其有可能将理论和结构概念与具体的历史事实和细节结合起来。这本书对于那些不仅对中国历史感兴趣，而且对当代我国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是很有见解的。这也是“读史使人明智”的生动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