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国志•鲁肃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孙权和一众大臣商议如何应对曹操的征伐，结果众大臣被曹操号称的八十万大军吓破了胆，几乎都成为了投降派，“皆劝权迎之”。只有鲁肃不发一言，以沉默代替反对。孙权就借故出外，鲁肃随后赶到，说出了一段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话：“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意思就是说，我鲁肃投降仍然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并且还会有做官的机会，但是主公您恐怕就不会有好下场了，那帮投降派们节操好差啊！这一番话，每当后世王朝更替时，面对或战或降的不同结局，会被无数面临选择的勋贵们拿来进行参考和研究。鲁肃绝不会想到，在1236年后，他的话将会坑苦一帮与国同休的勋贵们。
二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等34人获封爵，并被赐予“金书铁券”。 明成祖朱棣“靖难”登上皇位后，大封功臣邱福等26人以爵位，并也都被赐予铁券。这两批被封爵位的基本上都是世袭爵位，即世袭罔替、与国同休。还有一种要提及的就是驸马都尉、外戚等与皇家有姻亲而受封的，比如明孝宗朱祐樘的两个小舅子张鹤龄、张延龄因姐姐成为皇后的缘故分别被封为寿宁侯、建昌伯（如果要写因果报应，可以拿这两货举例子）。姻亲受封的，基本上都是非世袭的。这些勋贵们都是明朝这个大公司的股东，而且是那种公司经营状况再差，他们都有固定分红的那种，只要明朝这个大公司存在，即使家财散尽，很快也会复来。
三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这个大公司由于内忧外患经营不善，即将倒闭重组。二月十二日，明朝公司倒闭前一个多月，董事长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欲调山海关的吴三桂关宁军3万多人进京防卫，问入关需多少军饷。吴襄回答至少要一百万两银子，不仅仅是考虑军饷，还有军属及其他百姓需要一同安置，一百万两恐怕未必都够!然而公司账户内只有区区的七万多两银子，即使把皇宫内的金银器皿一起凑上才不过二十几万两。董事长崇祯皇帝已经走投无路，只好向北京城内的股东和员工们捐款，希望缓解资金链断裂的压力。当时定出的标准是“以三万为上等”，很显然，董事长崇祯皇帝认为股东和员工们具有强烈和公司同舟共济的觉悟和决心！
四
关键时候当然得要家里人带头，因此董事长崇祯皇帝希望自己的岳父大人嘉定伯周奎最好做一个表率，拿出五万到十万两银子来，然而好说歹说，直至威胁说公司倒闭你也会完蛋，才答应借一万两。结果崇祯皇帝很生气，要周奎借两万两银子。周皇后为了顾全大局，从皇宫拿了五千两银子给周奎，要周奎再拿五千两，照顾一下面子。周奎算盘打的还真精，最终只捐了一万三千两银子，比当初答应的还少了两千两。
其他达到一万两的还有：太康伯张国纪两万两，太监王永祚、曹化淳、王之心分别是三万两、五万两、一万两。其他的股东和员工们再没有出资超过一万两银子的，基本上在几十两到几千两不等。大学士(副总理)陈演说自己向来清苦，一毛不拔。同时北京城的富豪士绅们也被要求捐助，但都捐助有限，给了个面子价而已。最后仅得数十万两，只够守卫北京城一月之用。
五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士兵寥寥无几，没有将军，没有官员，只有一群太监、锦衣卫和少数仓促募集的平民，这就是大明帝国最后的守卫者了。
崇祯皇帝下圣旨给成国公朱纯臣，令其都督内外诸军事，担负起保卫大明的职责，结果传圣旨的太监到内阁发现已空无一人。李自成的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一到北京城下，督守京城齐化门（朝阳门）的成国公朱纯臣就立刻献门投降。崇祯的儿子定王、永王逃至嘉定伯周奎家，第二天就被献给了李自成。北京防守主调度首辅魏藻徳、兵部尚书张缙彦，掌京师三大营的襄城伯李国桢等等勋贵们、官员们早已准备好了卖大明换富贵，李自成的大军一到，立马开城投降，顺军迅速完成了对北京城的控制。想必这些与国同休的勋贵们、既得利益的官员们很大可能研究并借鉴了鲁肃的那句“今肃迎操...犹不失下曹从事...累官故不失州郡也。”晋王浚灭东吴后，吴主孙皓赐号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其他东吴旧臣基本上都得善终。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时许多的事例告诉他们，只要投降基本上就可以保全身家性命，说不定还能立功升官发财呢。
六
但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时，旧朝众人能够被善待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新朝本身已经够稳定和富有，不需要再侵夺很多的财富、土地等资源来酬功，即没有太大再分配财富的欲望。二是旧朝众人要有被善待的价值。一六四四年的北京诸君们恐怕没有想到，顺军对再分配他们财富的欲望无比强烈，甚至是必无选择。一是顺军“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至少短期内还得抗下去，要养数十万的军队，大明的仓库里只抄到区区几万两的银子，所以打土豪是唯一出路。二是李自成得用官爵、财富和土地让那些投靠他的手下人和势力满意，这就是酬功。那么那些财富、官爵和土地在哪里？就在此时北京城里。于是刘宗敏亲自上场拷掠搜刮，逼迫勋贵、官员、太监和富商们交钱。陈演被拘，先交了4万两，后被告发搜缴黄金360两，白银4.8万两;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珠宝30万两;国丈周奎家搜得白银53万两。彭孙贻《平寇志》、谈迁《国榷》分别记载：拷掠搜刮共七千万两，大约勋贵、太监各三成，官员、富商各二成。最后将金银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想必那些与国同休的勋贵、既得利益的官员们一定会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吧，特别是那些勋贵们，这下真正的与国同休了。唐代著名诗人杜牧《阿房宫赋》中有一句话很有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但希望后人哀之而鉴之，不复为后人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