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有其历史必然，也有其偶然性因素。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农历甲申年）是群雄逐鹿中原的关键一年，实际出现4个政权：苟延残喘的明王朝；李自成的农民军；另一支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建于成都）；李自成攻陷北京建立的大顺政权立足未稳，遇到新兴的满洲政权。
这一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历史的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最终指向入关的清军。为定都北京而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王朝，清朝统治者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实用政策和措施，其中尤以高举道德大旗“为明复仇”最为重要。
李自成的农民军入京城，粗暴对待前明臣子，皆尽侮辱，搜刮民间财产，抢掠宫廷，对帝后遗体仅用柳棺草草收殓，置于东华门外，观见百姓无不垂泪掩泣。
清朝政权初建后，重用、体恤前明士绅、文人
清军入京在后，明朝已亡，没有道德负担，并深知明官绅百姓已无力复辟，但对前朝有所留恋，处理好这个问题将极大增强前明朝官绅士民对新政权的认同。
因此多尔衮即传谕为崇祯帝发丧，特令举国挂孝三日，已尽君父之情，并礼葬明朝诸妃，对为明朝殉节的官员、孝子、义士、节妇等大加旌表，优恤死节，以收服人心。
政权初建后，占尽道德高地是顺治、康熙两代帝王尤为重视的策略。尤以重用、体恤前明士绅、文人的举措为多。徐乾学兄弟被重用就是一例。
徐氏家族愿为清政权服务，也是受到清廷延用明朝典章制度，不伤害汉族文人感情等政策感召。所以徐乾学兄弟效力清初政权，是前朝文人与新政权合作的榜样，特别受到康熙帝的器重。
纳兰性德与徐乾学“名师高徒”、“亦师亦友”的情谊，成为两人一生中珍贵的记忆与幸福的体验。这些生命体验记载在徐乾学在纳兰性德逝世后的铭文和集序中，也记载于纳兰性德所写《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等文章中。
对师从徐乾学，纳兰性德“如坐春风，令人神怡”，回到家里对父母说：“吾幸得师矣！”；遇到自己的朋友说：“吾幸得师矣！”；甚至在梦里也欣喜不禁：“吾幸得师矣！”。
对老师“温温乎其貌，谆谆乎其训词”的仪容，诲人不倦的教态教风，使他毕生收益，终身难忘。直到病危时，还向老师徐乾学边流泪边说道：“性德承先生之教，思钻研古人文字，以有成就，今已矣……今方欲从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长负明诲，殁有余恨。”（《通志堂集序》）
纳兰性德从徐乾学身上也产生出对教师这种职业的崇敬与深厚感情。他认为不是一般文士所能胜任，“师岂易言哉”！
纳师生关系应以学术、文章、道德为内容
自古以来“师”是和具有无上权威的统治者“君”，以及在家庭中处于掌权地位的“亲”居于相并列的位置，“古人重在三之谊，并之于君亲，”即君、亲、师，这是何等崇高的地位。
他认为：“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父母养育我们的身位，教师塑造我们的灵魂，君王才能使用我们的才华，君、亲、师三者从恩情道义上讲是一致的，亲恩、师恩、君恩三者是彼此恩义相交，密不可分。”这是纳兰性德的“师说”。
古人韩愈在他的《师说》中提出，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纳兰性德认为：“夫师者，以学术为吾师也，以道德为吾师也”，作为教师是在学术、文章、道德三个方面成为学生的楷模，所效仿的君子。
在学习古人面前，纳兰性德展示出新创思维，有自己的见解并概括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先辈师长欣赏他的原因之一。针对满洲官员中对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存在的传统认识。以及对教师、师道的轻视，提出：
“师道至今亦稍杂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师；今之患，患人知有师而究不知有师。”今之人谩曰：“师耳，师耳，于塾则有师；于郡县长吏则有师；于乡试之举主则有师；于省试之举主则有师；甚而权势禄位之所在则亦有师。”
他认为这些看法是落后的，是陋见、错识，比如“权势禄位”者的师只是他们的幕僚、参谋。而“郡县长吏”的师则是一种专习官职，这两者根本不属于教师。而乡试、省试之举主，则多为举荐者，只有少数举主可成为学生的老师。
真正的师生关系只能是以学术、文章、道德为内容，以教授活动为基础，以德育为重道。他还举出古代例证：教育家孔子，培养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对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唐代韩愈博学多识，许多人都愿“事之为师，”李翱从师学古文，辞致浑厚为当时所重；皇甫之是从师古文也卓有成就，宰相裴度称他为“不羁之才。”南宋著名学者黄干，少年授业于朱熹，“志坚思苦”朱熹临终把所著书授以黄干，并托付传道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