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是江水的孩子。
滚滚长江在朝天门和嘉陵江邂逅，而被江水环抱的渝中（古称江州），作为和外界交流最广泛的地区，坐拥十景五门，成为重庆当之无愧的母城。因航运舟楫之便，历代都是长江上下游的物资集散地，成为川东门户、西南重镇，从而带动了融通资金的银行业发展。
从朝天门出发，避开最火爆的吊脚楼，撇开游人接踵而至的网红打卡地 ，耐心地从渝中的心脏地带穿过。顺着新华路走下去，一条宽不足8米，长不过400米的坡路才是你触摸重庆历史最好的起点。
打铜街是条南北走向的老街，旧时全是青石板路。北端接小什字，南端下东水门码头，乃行商货运的交通要道。路两边商贾云集，梧桐林立，寺庙零星。因是建城于山，坡坎极多。旧时交通工具以人力滑竿、黄袍车为主。旧时的滑竿让朱自清印象深刻。
“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至于公共汽车，常常挤得水泄不通，半路要上下，得费出九牛二虎之力。坐滑竿上下坡，一是脚朝天，一是头冲地，有些惊人，但不要紧，滑竿夫倒把得稳。从前黄包车下打铜街那个坡，却真有惊人的着儿，车夫身子向后微仰，两手紧压着车把，不拉车而让车子推着走，脚底下不由自主的忽紧忽慢，看去有时好像不点地似的，但是一个不小心，压不住车把，车子会翻过去，那时真的是脚不点地了，这够险的。”
打铜街因为打铜铺而闻名，最红火的时候昼夜可闻打铜声，到了冬季，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晚上都聚到打铜街过夜，因为打铜铺灶膛的火永不熄灭。打铜街作为重庆第一个安装路灯的街道，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庆“现代第一街”。据传路灯曾被悬吊马路中央，每每微风一吹路灯便前摇后摆。由于路灯下多为闹市街区，生性幽默的重庆人则称晚上闲逛为“灯晃”。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打铜街在上世纪30年代是地位堪比当今上海陆家嘴的金融中心。那时，聚兴诚、大中、美丰、川盐等银行亦相继在渝中打铜街一带开办。抗战爆发后，为稳定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局势，国民党政府决定将四行二局迁往重庆，其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均迁打铜街及周边办公。
“战争不单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彼时，战区各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纷纷迁渝，使重庆的金融业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着领导作用，
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的金融中心。康心如、刘航琛、吴受彤、杨粲三等金融家雄踞一方，叱咤风云，曾掌握着民国经济命脉。如今行走在打铜街一带街区，举目望去，这些抗战时期老建筑大都还在使用，虽然岁月的风雨几乎褪尽其铅华，但依然能感受到它昔日的气派与奢华。
上坡向前走不远，就能看到位于重庆新华路74号的美丰银行大楼旧址，高七层，由中国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在建此楼之前，美丰银行还是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银行，1927年时美方合作人收到撤侨通知，给了金融巨头康心如三天时间拯救银行。背负着银行破产、民众亏损的压力，康心如连夜说服中国商会买下美丰银行以稳定民心。到了1935年，这座重庆第一座高层建筑落成时，美丰银行已发展至顶峰，康心如也成为四川的著名银行家 。
康心如（1890-1969）
和它一街之隔的川盐银行，为了达到高度超过美丰大楼的目的，决定在将要盖成的房顶再加一“宝顶”，使川盐大楼落成为九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川盐银行也成为当年重庆最高的建筑。1949年重庆“九·二”大火灾中，正是由于它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阻止了火势的蔓延。
因金融业的昌盛和外来文化的进入，这里一度舞厅、酒馆、银行鳞次栉比，因此，打铜街在当时被称为“东方华尔街”。
如今，重庆的金融中心早已是点状分布，集中度不再像以往那样。可这些老街依然熙熙攘攘，沉淀着渝商最古老的商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