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不光国民党尊他为国父，共产党的很多元老也都对他极为尊重，比如毛主席就自称是他的学生，叶剑英还当过他的警卫。今天要说的这位元帅，也跟孙中山先生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孙中山去世后，他还让全体官兵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之情。
这位元帅，就是贺龙。
贺龙很早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贺龙奋起响应，邀集了二十一条好汉，举着两把菜刀闯进了芭茅溪的盐局。贺龙亲手砍死了税警队长，夺了十三条毛瑟枪、两只手枪和九千斤盐。他下令把盐全部分给穷人，用十几条枪拉起了一只讨袁民军武装，他当上总指挥。
那时，贺龙非常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他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满清政府怕他，军阀政府怕他，就因为这门大炮有威力。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威力得了吗？”
贺龙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时，得知广东陈炯明发动叛变，孙中山被迫撤往上海，他心急如焚，特地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之情和坚决拥护孙中山的决心，派手下参谋专程送信去上海。孙中山先生刚经历了广州遇险，心情正在低谷之中，看了贺龙的信非常欣慰，他感慨地说：“我在危难之时，能有这样的一位年轻的旅长忠诚自矢、壮志不渝，真可谓捍卫国家的忠诚将士。我深为贺龙先生忠贞坚定的信念所感动。”孙先生还给贺龙写了封回信，鼓励他为国家建功立业。后来孙中山还亲自委任贺龙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贺龙得知消息，放声痛哭：“孙中山在世，国家有希望。孙中山殁了，国家如何是好？这中华民国为何如此多的灾难？”为悼念孙中山，他命令全师停操一个月，降半旗三天致哀，官兵全体戴孝一年半，以表敬仰之情。
1926年，贺龙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这时候，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共产党员周逸群率三十人的宣传队到贺龙的部队。贺龙与这个共产党员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贺龙把多年来心中的困惑向周逸群诉说：“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一心跟孙先生，护国护法，入川讨贼，拼拼杀杀，刀剑丛中拼了几年。可打来打去拼出个什么结果呢？那些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过的还是苦光景。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跟孙先生错了吗？”
周逸群说：“你跟孙先生没有错，那孙先生为国为民也是一片真心。错在哪里呢？错在孙先生依靠的力量上。孙先生自己没有军队，他是借这伙军阀力量去消灭那一伙军阀，结果打来打去，不管谁胜了还是军阀掌政，老百姓能好吗？”周逸群的一番话让贺龙茅塞顿开。
和周逸群的交往让他认准了自己今后的路，他开门见山地向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周逸群自然很高兴，但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就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
1927年7月6日，汪精卫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号。他秘密召集非共产党的将领开会，会上，汪精卫提出国共分家，并要求众将领要防范军中共产党时，贺龙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当面驳斥汪精卫：“没有共产党，没有农工援助，我们的革命能得到今天的胜利吗？我反对分家。谁要分，我就同谁干！”他这番铿锵有力的话弄得汪精卫会也开不下去了，将领们一哄而散。
不久，汪精卫就公开叛变。贺龙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指出：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回老家去；一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反革命，屠杀工农弟兄；一条是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他斩钉截铁地说：“第一条是自杀的路，第二条是当反革命的路，绝不能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走。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南昌起义前，中共早已知道贺龙的态度。周恩来来到二十军军部会见贺龙，把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贺龙毫不迟疑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同时他又提出了入党的问题，他恳切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如果你们共产党看得起我，就让我参加共产党吧。”周恩来也想让贺龙立即入党，可对这个问题党内有不同意见，他握着贺龙的手说：“你一定会入党的！”
就这样，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参加了由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南昌起义，还担任了起义总指挥。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瑞金，前委会决定贺龙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周恩来向党组织提议，吸收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
入党仪式上，贺龙激动地大声说：“我今年三十一岁了，戎马生涯十多年，不停地追求真理，终于找到了政治归宿，开始了新的起点。现在我完全是党的人了，终身听党的话，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保证，在党的培育下，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努力提高无产阶级斗争觉悟，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这番话真正成为了贺龙元帅一生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