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常洵，是明朝神宗的第三个儿子。王皇后没有生儿子，王妃生了长子，就是后来的光宗。朱常洵比他小，但常洵母亲郑妃最得宠。皇帝很长时间没有立太子，大家都疑心郑贵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这遭到了太后和大臣们的极力反对，神宗皇帝为此苦恼不已，最后还是只有让步，万历二十九年立了光宗为太子，常洵则被封为福王。
但神宗对常洵的宠爱却并没有因此减弱，不久后，福王完婚，婚费达三十万金。紧接着，又在洛阳花了几年时间，为常洵建造王府，用去了二十八万两银子，是通常的十倍，并一次赐河南良田四万余顷。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一辈子醉生梦死，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体重达体重360多斤。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易子而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给朝廷打报告，报告了河南的灾情，称：“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
在吕维祺的报告里，河南“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然而，吕维祺的报告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或者说，当时整个北方都陷入空前的大灾害、大饥荒，区区一个河南，算不了什么。
面对河南的灾情，朱常洵在做什么呢？什么都没做，依旧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洛阳城内城外灾民的呼救声，对他来说如世外烟云。不仅如此，朱常洵还照旧收敛赋税。当时，明朝派去征伐李自成部队的援兵经过洛阳，看到富丽堂皇的福王府时，怒道：“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几个月便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农民军在河南，最大的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在“稳定”时期，福王的权势看起来如泰山，谁都不敢触动。然而，一旦社会动荡起来，王府的高墙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并清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缒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庙中潜藏，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
李自成冲进福王府邸，在宏伟壮丽的飞檐红墙映衬下，王府中堂广场尤显平阔。人声鼎沸中，烈焰腾腾，珍稀香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俱皆成为柴木，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巨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
熊熊烈焰中，最骇人心目的景象是，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还有一个光头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其间，大胖人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微微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锅中被剥光剃毛干净的巨胖，不是什么寺中和尚，也不是在表演什么“绝世武功”。此人乃明朝当今皇上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兴高采烈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农民军，他们正在欣赏的“活物”，正是马上要享受大餐的一味主菜――“福禄(鹿)宴”的“福”菜。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锅中的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吃饱喝足后，李自成手下开始搬运福王家中的所有财宝和粮食，数千人拉车载，数日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