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萌芽于唐末而盛行于宋，止于清末学制改革，历时近千年。在这上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书院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院传统和治学精神。
传统书院主要以讲学研修、藏书出版、接待访学等为重要功能，书院是千百年前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更是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历史上，岳麓、白鹿洞、应天、嵩阳等四大书院曾盛名天下。
今日跟随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一起去品赏古代书院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吧。
漫谈中国古代的书院
文/朱永新
中国最早的书院是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聚书治学的场所。如唐代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就组织了一批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辩相邦国之大典”，他们不仅考订、校勘图书，而且具有“顾问应对”的职能。这就要求他们潜心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至于私人的书院，往往也由于藏书甚丰而吸引莘莘学子前来问难求教、读书研讨。所以，书院诞生时就具有浓厚的学术传统。
从宋代开始，书院就成为学问家的重要阵地。他们思想的孕育与形成往往得力于书院独特的环境、丰厚的藏书、师生的讨论。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的雏形也是来自于书院的讲学，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入院开讲的《中庸首章》，还有《大学或问》《白鹿洞讲堂策问》等讲义传世。所以有人推定，朱熹的名著《四书集注》，就是在“多年教学实践中采用的教材、讲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最后修辑成为整部著作的”。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院在藏书、校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刻书、印书的功能。这既可反映书院的教学水平与研究成果，又能传播学术信息，丰富教学内容，促进书院创造和传播文化事业的发展。
由于书院以藏书丰厚为特色，因此，其教学活动一般是围绕着书而展开的。书院中的学生大量的时间是在教师指导下认真读书，自行理会。教师的讲解或提纲挈领、重点分析，或指点迷津、回答疑问，一般随人深浅，因材施教。朱熹就曾对学生说：“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要求学生注重自修的环节。
书院教育提倡自学，但不主张放任自流，而是非常注意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导学生自己读书。书院都比较重视指导学生读书，从读什么书，到哪些先读、哪些后读，哪些精读、哪些略读，哪些书要背诵、哪些书要涉猎，都有具体的要求。许多教师还把自己读书治学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二是回答学生质疑问难。书院教育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鼓励学生问难论辩。
朱熹就对学生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又说：“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他不仅提倡质疑问难，还教会学生质疑的方法。许多书院还对读书与质疑的情况进行考核管理。如清代上海的龙门书院规定，“诸生各置行事日记册、读书日记册”，“读书有心得，有疑义，按日记于读书册。所记宜实，毋伪；宜要，毋泛；不得托故不记。逢日之五、十，呈于师前，以请业请益”。这就有机地把读书与指导结合起来了。
正因为书院这种以发挥学生主动积极性为鹄的，把学生自学与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智能型人才。如宋代道一书院培养出调和朱陆的理学大师吴澄，樱桃洞书院和芝台书院培养出宋库、宋祁、黄注、黄序、黄庶等许多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江西诗派的黄庭坚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宋代的二程也曾在周敦颐的书院游学，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做过岳麓书院的弟子。几乎每一个著名的书院，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人物。许多著名的人物也不忘培养自己的书院，在功成名就时又执教于斯，培养更多的人才。如北宋时范仲淹曾在应天书院就学5年，在被称为“人杰”之后又在这里讲学8年。
张正藩先生曾以“教训合一”概括书院教育的特色，并指出：“自宋、元、明以迄清代，为时经数百年之久，关于书院之内容规则，虽不无变更添补之处，然其目的之在于讲学术以正人心，补国家学校之阅失，则始终一贯。亦即我国真正之书院教育，原系人格教育，至其倡导学术自由研究之风气及知识之传授，尚余事耳。”
书院重视道德完善和人格教育的特点在其“学规”中反映得最为明显。书院的“学规”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教条》。在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中，朱熹明确规定了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为学之序、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和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列出上述要点后，朱熹明确揭示了书院重人格陶冶胜于词章修养的办学思想。他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熹提出的书院办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教育影响甚大，不仅为历代书院所恪守，且为古代教育的共同方针。
此外，古代书院还注重校园环境对于人格熏陶的意义，如通过书院的篇碑、门楹、堂联和斋舍的命名来教育学生。如岳麓书院门楹就有“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顾宪成、高攀龙主持的东林书院则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学生每日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古代书院这种把教学与训育结合起来，重视道德完善的传统，形成了后人称之为“书院精神”的风尚，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东林书院为例，在不畏权奸、刚直不阿的顾宪成、高攀龙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曾培养出一批如杨涟、左光斗这样刚正廉洁、重视气节的杰出人物。明末有不少忠难死节的人物也都出自东林书院。
古代书院一般“开门办学”，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倘有名师巨儒讲学，其他书院的学生和慕名而来的学子均不拒之门外。如明代王阳明在稽山书院“亲临讲学”时，湖广、广东、直隶、南赣、安福、泰和等地的听讲者达300余人。清代顺治年间白鹿洞书院还拨专款接待前来听讲的学子，并规定：“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或有远朋，闻风慕道，欲问业此中者，义不可却。”同时，各书院也邀请不同学派的大师来院讲学，争鸣论辩。
书院创造的“讲会”制度就是一种提倡学术争鸣和信息交流的典型。所谓“讲会”，是大师、师友或师生甚至社会上的书生会聚在一起，自由讲学、自由争辩，从而提高学术水平的一种活动。“讲会”制度由宋代著名的学者吕祖谦首创，在明清有很大的发展。明代各地成立了许多讲会，如径县的水西会、江阴的君山会、贵池的光岳会、广德的复初会等，这些讲会逐渐把书院的讲学扩展成地区性的祭祀和学术活动的中心，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使书院也承担起一部分社会教育的功能。清代的“讲会”已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各地书院的讲会都具有明确的宗旨（如紫阳讲会以尊朱宗孔、复宋辟明、阐杨理学、延续道统为宗旨）、详细的规约、规定的日期、严密的组织、隆重的仪式和专门的经费开支。
古代书院中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也传下了不少千古佳话。如朱熹去世时，尽管宋宁宗听信谗言而下诏对送葬规模进行约束限制，但为朱熹送葬的友人和弟子门徒仍多达几千人，可见师生感情之深笃。王阳明的师生关系也很感人。《阳明年谱》曾记载他在书院教学时平等、亲切对待学生：“中秋月明如昼，先生命侍者设酒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真是好一幅师生同乐图。他的热心育人，亲近生徒赢得了学生的敬佩与爱戴。在他死后安葬时，仅仅从千里之外赶来哀悼的门徒就达一千多人。而后，其中许多人纷纷在各地设立书院，效法和纪念老师，传播王学，影响甚大。
（原载于《江苏高教》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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