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2日，也就是在淞沪抗战爆发前一天，蒋介石突然得到一个令他惊愕不已的消息，在长江沿线的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各港口停泊的约20多艘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都顺江而下，全部冲过了江阴，向长江口和东海疾驶。
在约一周前，也就是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最高国防军事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为了在即将展开的这场战役之前取得主动权，会议决定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即趁日军在长江流域发动进攻前，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水域设置障碍，堵塞航道，封锁长江航道。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西上；一方面可以截获停泊于长江里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当时这是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而就在蒋介石“立即封锁江阴要塞江面，并破坏这一带的江面航路标志，在江面通道自行沉没我方船只，并布设水雷等，以拦截住日方一切船只”的命令刚下达到有关部队时，却发生了日本军舰、商船、侨民抢先突然全部撤离的意外情况，使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还未实施就流了产，使中国方面失去了一次绝佳的战略反攻击机会，令人扼腕。
蒋介石在前线视察
蒋介石得知此情报后，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13日晚，打电话给驻军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命令他们14日凌晨起飞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空军按命令执行了，但是已经晚了：除俘获了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已逃入东海。
这突然的变故，自然让蒋介石目瞪口呆。日军的反应如此之快一定是发生了泄密。这么重大的军事会议，只有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才有资格参加，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但到底谁是内鬼？让蒋介石很郁闷。然而就在他还未来得及安排清查时，泄密事件再次发生。这一次的泄密差点使蒋介石丧命，而发生的时间，离上次的江阴要塞泄密案发生才不过10多天。
由于泄密，江阴封锁线功亏一篑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准备前往淞沪前线督战。因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次日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安全考虑，建议蒋介石搭乘许阁森的轿车一起去上海。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中立国，英国大使的座车上标绘有英国国旗，日本人是不会轰炸的。蒋介石接受了白崇禧的建议，决定搭乘许阁森的轿车去上海。
许阁森按计划乘车前往上海。正当他的专车行驶到嘉定附近时，忽然遭到两架日本军用飞机的轮番追逐轰炸。轿车左躲右藏，终于还是翻了个底朝天，许阁森的肝部中了一枪，脊椎骨也受了伤，生命垂危，被送医院紧急抢救。英国政府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作出反应，向日本提出抗议并进行外交交涉。日本一方面向英国政府道歉，另一方面说许阁森座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使得日空军无法辨清，从而误伤许大使等等。
其实，日本人找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因为当时许阁森的座车车头上插的英国国旗虽然小，但在该车车顶上还覆盖着一面大的英国国旗，日本空军在对该车扫射时，曾朝下俯冲，离地面仅10多米，不可能看不清车顶上的国旗。可见日本人完全是故意要打死车里的人。其实，许阁森并不是他们袭击的目标，主要目标正是本该同在车内的蒋介石，因此，他们才不惜触犯国际公法得罪英国人。显然，日本人预先得到了蒋介石要乘坐许阁森的专车去上海的情报。蒋介石因突然有急事而改变了和许阁森一起去上海的计划，才躲过一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刚刚侥幸逃过一劫，危险再次向他袭来。9月4日，蒋介石南京中央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军校一般每星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向该校师生训话。这次他不仅要求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和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都要参加，还要求中央和南京市的党、政、军各部长官也要列席，到时他要作重要讲话。当日上午8时，与会人员列队静候蒋校长，但半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蒋的踪影。忽然，学校总值日官登上主席台，向与会人员宣布：现在发现一辆汽车混入学校，内有两名嫌疑人员，宪兵正在进行搜查，请大家原地不动，听候新的通知
不一会儿，有人向总值日官报告两名嫌疑人员已乘汽车逃出校门，军警正在追捕。总值日官宣布大会停止进行，学生和教师到自己的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和乘坐人员姓名职务后回原单位。
警察查了那天校门口登记的进出军校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轿车车号和人员，终于发现，那两名嫌疑分子逃走时所乘坐的轿车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车。
原来，日本情报机关从黄浚那里得到蒋介石和各军政要员要去中央军校开会的消息，便派了两名特务乘黄浚的车混入了戒备森严的军校，准备刺杀蒋介石和各军政要员，但他们潜入军校不久就被警察察觉，只好仓皇而逃。
正是这次逃车案，使黄浚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时任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从而能够接触到高端机密的黄浚
黄浚（1891-1937），福建闽侯人，字哲维，号秋岳，别号壶舟，室名“花随人圣庵”，著有《壶舟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及《补编》等。黄浚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黄彦鸿曾为清廷翰林，他自幼随外祖父读书，4岁识字，7岁能诗，9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因而自幼乃有"神童"之誉。
1902年，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因其年少聪慧，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曾结识了一些主张侵华的分子。回国以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当时梁启超任财务总长，聘其为秘书。黄浚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等人过从甚密。1935年，黄浚在福建侯官同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援引，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不久得到了院长汪精卫的信任，被汪精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各种各样的日本间谍深入到中国各地刺探情报，南京自然是日本间谍关注的头号目标。日本间谍的指挥部设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是个资深老牌间谍，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指挥日本特务与浪人，收买中国汉奸与流氓，不择手段地搜集各种情报。他把眼光放在了自己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南京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黄浚作为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地位仅次于行政院秘书长，能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知道很多高级机密。同时须磨也深知自己这位同学的特点，喜欢追求个人享受，生活极为浮华奢靡。同时须磨还打听到，黄浚经常出入夫子庙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所以便以小恩小惠对黄加以收买。据说，针对黄浚喜好女色的特点，须磨特意安排黄浚在汤山温泉招待所认识了相貌才艺出众的女服务生廖雅权，而这个廖雅权便是的日本女子须磨手下的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
编稿编辑：胡一舟
发稿编辑：马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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