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无意收留，云南又路途过远，四川特别是享有长江航运之便的重庆，成了自上海到武汉一路"漂泊"的内迁厂商们最可行的选择。战时迁渝迁川的工矿企业，都是当年中国工业的精华，它们的集体到来，让原本以商贸枢纽闻名的山城，数年之间，担负起大后方工业中心的重任。
1938年1月25日，重庆城下半城望龙门附近的沙利文饭店，忽然来了十余位大多说着"吴侬软语"，神色却格外凝重的客人。
这些稀客并非为品尝那儿有名的英式西餐而来，也无意与近在咫尺的聚兴诚银行(川省首屈一指的民营银行)总部的金融界老友相聚。他们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等地大批迁川工矿企业中，第一拨共14家已抵达重庆的厂商的负责人，正赶来参加一次关乎各自命运的紧急会议。
西行客 群英会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为避战火而西行的沿海厂商，也纷纷随之来渝。图为重庆国民政府办公大楼。
此次会议的召集人，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不到半年前，即1937年8月11日，他出任了在沪成立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十出头的林继庸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赴美国纽约攻读化学，归国后受聘为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他曾给奋起抵御日寇的十九路军当技术顾问，与上海工业界尤其是机器业关系较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