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问：“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
他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张义潮行军图 伯希和图录
或许从法国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那一刻，常书鸿的魂儿就被勾走了。
他正身处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是当年巴黎最出名的中国学生，作品被里昂国立美术馆、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收藏，如果一直在艺术创作道路上走下去，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图册上那些灵动精妙的壁画、庄严肃穆的彩塑，却深深震撼了他，这么一座艺术宝库竟然就深藏在中国内地，而中国却少有人知晓。
1943年，常书鸿初到敦煌，与张大千、向达、谢稚柳等参观安西榆林窟
人们往往在经历生命重要时刻时并不自知，常书鸿也不知道，这里就是他未来将要奉献一生的地方。
回国后常书鸿在于右任、梁思成、徐悲鸿的鼓励和促成下，加入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1943年，常书鸿和几个人坐着一辆破车，中途又换成骆驼，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敦煌。那里实在可以说是一片废土，天高云淡，满目黄沙，一座座石窟群静穆地坐立其中，与世隔绝，孤独又惨淡。
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儿子常嘉陵在莫高窟
印在纸上的那些画像终于真切地出现在常书鸿面前，她们不仅美，还带有太多损毁的痕迹，美得让人揪心。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 壁画被剥取后的疤痕
320窟有大片壁画“消失了”，那是国外冒险家的“杰作”。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了26方壁画，还取走了一尊唐代彩塑。类似的巧取豪夺数不胜数，当时的敦煌就是一座不设防的金库。
唐，张议潮统军出行图，156窟
156窟是经变画最多的洞窟之一，壁画上却有大片焦黑，上个世纪20年代一批俄罗斯士兵们被收容在此，生活做饭使得大片壁画被熏黑，还刮走了墙上的金箔。这个洞窟有著名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全图采用散点、鸟瞰布局，中心人物张议潮的形体被夸大，非常显眼，两百多个出场人物被有序安排，骑兵和乐队穿插，画面显得生动活泼，又丝毫不拥挤杂乱。
在130窟，史学家向达与张大千的矛盾因此集中爆发。由于不少洞窟经过重修，壁画也有多层，张大千为了一窥内层壁画，将外层剥开，导致外层的壁画永久损毁。130窟外层本有宋代壁画，被张大千团队剥掉，由于剥离技术不过关，内层的唐代壁画也受到大面积损毁。向达致信傅斯年、李济，希望其能函告于右任，阻止张大千的此种行为，1943年5月，张大千在舆论的质疑声中离开了敦煌。
张大千临敦煌壁画
当时的敦煌是画家们取材学习的地方，王子云、张大千、赵望云、关山月等画家，都到此临摹壁画，从中吸收古老的佛教绘画艺术。
常书鸿也怀着一颗学习的心来到这里，不过他的临摹作品并不多，作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还有许多繁杂琐事压在他身上。
盛唐 法华经变幻城喻品，莫高窟第217窟 常书鸿 临摹
他要治沙。当地多风沙，整个莫高窟只有窟前一小片杨树，其它地方都光秃秃的，洞窟里常常堆满沙土。根据常书鸿女儿常沙娜回忆，常书鸿在莫高窟生活几十年，每年都要种树，树林一直向北面延伸，越来越多，如今敦煌大片的绿色，许多是当年常书鸿和众多敦煌保护者栽种的。
他要弄钱。最大的问题大概是缺钱，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很少，又常常拖延不发，常书鸿变卖了许多自己油画作品，以弥补经费短缺。甚至有时他还得面对土匪和军阀的勒索……为了给洞窟装上门，他常常去县城动员官员、商人们做功德。不到两年，他的妻子陈芝秀因为生活艰辛和种种家庭矛盾而离开了他。
临摹工作的开始，布面油画，常书鸿作品，1944
他要软磨硬泡。1945年，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教育部撤销了建制，导致许多人离开莫高窟，人力也短缺了。为了讨说法，常书鸿变卖了大多数家当前往重庆，经过近一年的斡旋终于保住了研究所。欣慰的是，还有更多的年轻人自愿来到了敦煌，还有董希文、张琳英、烏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还有今后成为他妻子的李承仙。
莫高窟一隅，常书鸿作品，2015嘉德春拍，34.5万
他要当大家的家长。敦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为了解决职工的住宿问题，常书鸿把是皇庆寺后院的一排马厩改造成一个个小房间，家具都就地取材，用土砌成土桌、土凳、土沙发……这里水的碱性很重，玻璃杯上都是白印，蔬菜奇缺，他弄来菜籽，亲自带领大家开地种菜，又养鸡下鸡蛋，从城里弄来奶牛给大家挤牛奶喝。
常书鸿临摹第103窟
他要保护洞窟。张大千临摹壁画是用图钉把纸钉在墙上拓稿，虽然线条很准确，却不可避免会留下洞孔，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研究所职工临摹壁画不许上墙拓稿，一律对临。他还组织人员对洞窟调查，制定洞窟内容表，将莫高窟的洞窟系统的重新编号。今天的莫高窟还能看到三种编号，P开头的是伯希和，C开头的是张大千的，正式编号则是当年常书鸿组织编订的。
雪朝寒雀，常书鸿作品
张大千的敦煌临摹画展，还有那句“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不知吸引了多少艺术青年前往敦煌，然而最终愿意留守在这里的，却是少数派。
常书鸿则像生根一般驻扎在这个穷乡僻壤，1949年，他拒绝了国民党当局将敦煌展品运往台湾的命令，又组织保卫小组使石窟在当时一片混乱的局面下免受洗劫。若不是常书鸿的固执守护，如今除了台北故宫，可能还会多一个台北敦煌。
敦煌1944-1949年这段时期，后来被称作“看守式保护”，常书鸿苦行僧一般的执着，最终使这座巨大的文化遗产没再受到更多的破坏。
西魏，莫高窟第 285 窟 洞窟内景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担任所长。敦煌不再是以往的粗放式看守，修建栈道、加固崖壁，保护工作终于像模像样地展开。常书鸿的足迹开始遍布全世界先后赴印度、缅甸、日本办展，向全世界展示敦煌艺术之美。1957年首次前往日本办展，吸引了10万多人参观，创造了日本购票参观艺术展览会的最高纪录。
1958年日本中国敦煌艺术展手册
文革期间常书鸿身心均受到极大伤害，直到1977年才完全恢复工作。对于那些苦难，常书鸿在回忆录《九十春秋》中只有短短一百多字，他只说：“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飞天，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留念，常书鸿作品，1979
晚年的常书鸿仍旧对敦煌念念不忘，撰写了《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诸多文章，编辑和组织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回忆录》等书籍。1978年起他被调任北京，当时国内敦煌学研究水平仍不及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羡林、常书鸿等专家联名制定了敦煌学研究的具体任务。
常书鸿之墓
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家人和研究院的同事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九层殿的对面，这里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拐点，也是他最后的归宿。
常书鸿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在这个充满神佛的地方，被称为“神”的凡人，只有他一个。
这片墓园至今依然荒凉，和他刚来敦煌时没什么两样，那时张大千要走了，对他说：“我回去了，你待在这里，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竟一语成谶。
服无期徒刑的神，也只有他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