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的内涵是什么？马融为何被称为大儒？卢植、郑玄为何前往当时的右扶风拜马融为师学习？本文从一个侧面逐步给大家展现了汉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为纪念东汉大儒马融而建造的汉唐风格的宏伟建筑——传薪楼，现已成为扶风县绛帐镇的文化标志，。 虽然东汉以前的夏、商、周时期都有着代表本时代文化的光辉典范，并且其后的春秋战国时代更是进入到一个人才辈出、思潮荟萃、百家争鸣、各种学说思想纷呈的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大喷发时代，但中华文化真正的成熟期，应该以东汉时期朝廷正式颁定的《熹平石经》（也称《汉石经》）作为标志。 中华文化的包容与融合
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唯一一个具有连续5000年不曾出现文化断层的古老民族。这个与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祖先早就有清醒认识，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与反复实践，终于在西汉武帝时期得到了改观。“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基本走向，亦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核。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无论是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道德、文学艺术、民风民俗，还是历代帝王将相的治国大略，无不与此息息相关。正如《礼记·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全面反映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涵盖了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的巨大影响力及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自强不息、屡挫屡起、团结一心、砥砺前进的重要原因。
2014年10月15日，西北大学马融文化传播学院揭牌仪式暨首届绛帐马融文化论坛在扶风县绛帐镇传薪楼举行。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是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也是多民族文化的集合，这又表现为中华文化的极度自信。现在大家往往自称是炎黄、华夏子孙，其实所谓的华夏文化就是融合了远古时期的华族和夏族两种文化，这样的文化融合在历史上有着极多范例。
马融文化研究会2017年座谈会现场。 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化的民族，中华文化也是一个汲取了诸多民族文化优点的多元文化，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其他民族的优秀基因。这样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性、包容性，是一个明智的双赢选择,在论述“三个自信”后着重指出，“中国自信本质上是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中国极为重视的第四个自信”。进一步指出，“在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进而明确总结出了文化自信所包含的三个层面，即“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
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其不是通过宗教来传播，而是通过教化和教育的方式传播。因此，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比西方文化更世俗、更平民化、更广泛的传播道路。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就已经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他的教育思想，带学生游学天下，提出了“有教无类”“温故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思想理论，在今天看来亦不过时，都是非常先进的教育思想。
再如集大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东汉大儒马融，据史书记载，马融才高博洽，是当世通儒。他虽然出身于皇亲贵胄之家，却一心向学，三次入东观注释经文，著书立说，是东汉时期著名古文经学派的领军人物，晚年遭朝廷奸佞小人排斥陷害，愤然回归家乡设帐讲学。马融独创的教学方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主要有三种形式：
其一，“以次相授”。马融门下常聚生徒千人，而真正能升堂入室者不过五十人耳，有的生徒从学两三年甚至没有机会聆听马融的亲自教诲。为了弥补教学中出现的缺陷，马融独创了“以次相授”的教学方法，就是先来的教后来的，学识高的教学识低的，互帮互学，共同进步，这样便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其二，“绛帐传薪”。据《后汉书》记载，“马融设高台，施绛帐，前授生徒，后陈女乐”，不拘教学形式，寓教于乐，并注重学以致用，如他的弟子卢植就是东汉末期朝廷所倚重的文武双全的重臣，再如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也出自马融的门下。
其三，“有教无类”。普及教化，推行平民化、世俗化的大众教育。他曾在家乡秦直道旁的集市上筑讲坛、设粥棚、聚生民、传教化，在他的家乡至今还保留着汤坊、绛中等纪念马融讲学的历史遗迹。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皇帝就非常重视官学的建设，如汉武帝时就在长安建立了中央最高学府——太学，在地方上建立郡学，在乡村里建立乡校，并在朝廷的最高学府太学中设五经博士，负责儒学经典的教学。
经学的发展及统一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使思想文化领域得到了统一，经学开始复兴，成为官方的正统学术。经学根据典籍的出处和所用文字的不同，形成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两大体系。西汉的官学，传授的就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解经时的理论极富创造性，且充满了宗教神学的意味，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学》。
从西汉末期开始，今、古文经学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开始有了争论，到了东汉初中期则愈演愈烈，其中有两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刘歆和今文经学博士之间发生的争论，第二次是古文经学家陈元和今文经学家范升的争论。据《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绬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王允《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清末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经学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经学所以极盛者，又其一。后汉经学胜于前汉亦有二，一则前汉儒者大多专一经，后汉儒者精通多经；二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后汉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等，集汉学之大成。
到了东汉后期，今、古文经学在历经了百年左右的争论后，在桓谭、贾逵等人的努力下，古文经学异军突起，再到马融平息争论，最终实现了经学的统一。马融明确阐述称，六经皆史，里面根本就没有对后世兴衰与否的预测。他一扫今文经学派涂抹在儒家经典上的神秘色彩，从而使其彰显出了本来面目。据范晔著《后汉书》记载，马融“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幼学琼林》卷二师生篇中写道：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由此可以看出马融在中华文化教育中的地位了。
汉文化的蓝本《熹平石经》
作为统一的经学，必须要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而直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马融死后九年，才由当时的司徒袁隗（马融女婿）、谏议大夫马日磾（马融族孙）、博士卢植（马融大弟子）等人建议，汉灵帝下令派蔡邕等人把统一的经学即《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镌刻成了石书（碑），立于洛阳城开阳门外的洛阳太学所在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汉石经》。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千余辆，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融儒家经典精华之大成，构筑了中华文化之基石，其中《鲁诗》是对先秦时期《诗经》的诠释，是最接近《诗经》诗义古貌的注本。《尚书》为上古之书，以记言为主，既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古典文集。《周易》，又分为《周》与《易》，周的本意是普遍，《易》为占卜的内容与结果，是古人用来预测、解释世界的占卜之书。《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记录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代君王的244年鲁国的历史。《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着重解释《春秋》中包含的微言大义。《仪礼》中的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以记录先秦时期士大夫的礼仪为主，共十二篇。《论语》是孔子的门生记录孔子的讲学、游历、起居、教育思想和政治抱负等诸多方面的语录体文集，集中反映了孔子一生所取得的思想学术成就。虽然汉武帝时期崇儒重道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儒学典籍却呈现出鱼目混珠、师出多门的混乱局面，经无定本，说无定论，字无定义，这显然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极为不利，也是《熹平石经》能在东汉出现的原因。
《熹平石经》的出现，彻底结束了中华文化理论长期混乱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规范的由官方认定的范本。其是发轫于商周、滥觞于春秋、初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的民族文化。对此文化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有：伏羲、周文王、周公旦、老子、孔子、汉武帝、董仲舒、汉宣帝、刘歆、汉章帝、贾逵、许慎、马融（马融完成了汉经学最后的统一）。
《熹平石经》的颁定，其意义非同凡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颁定的中华文化理论的教科书，亦是中华文化理论的“定海神针”。纵观其后的风云变幻，虽经过了历朝历代，但不管是魏晋玄学、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陆王心学，还是清代的嘉乾学派，乃至当今学术界对中华文化理论的探索和学习，都没有脱离东汉《熹平石经》所涵盖的真谛，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正如古代哲人所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熹平石经》就是“道”，是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的里程碑，凸显了中华文化的成熟与经久不衰。
汉文化的力量与自信
汉文化的传承，体现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朝代更替，文脉永续，表明了其本身具有强大的、内在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强大坚韧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家国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都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如前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等都是民族文化中至臻至善的最大追求与最高境界。从历史上看，凡是对民族发展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先从自身做起，如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由此可以看出个人修养对民族文化中忠信的重视。严格的自觉、自省、自律和内敛，力争做一个无欲无望、无私无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完人，既是个人的追求，也是中华文化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农耕社会，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中华民族对家庭、家族的伦理宗亲观念也是最为重视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包含的道德伦理关系、家庭宗亲中的孝悌理念，形成了汉文化所包含的乡绅文化。
其二，历久弥新的大一统观念。从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期，到实现天下一统的秦朝，经历了大约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历代统治阶级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就是国家对有功劳的大臣将领、皇亲国戚实行“裂土封候”，国家把一块块地域，连同在这个地域上生活的人口等自然资源及生活资料分封给各个诸侯，相传周朝建立初期就册封了八百诸侯。虽然分封制作为统治阶层犒赏国戚、臣子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地域辽阔，统治阶层的统治往往鞭长莫及，这样就造成了各诸侯国的势力割据，形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分裂局面。再就是小国寡民，以邻为壑，各为其主，各施其政。尽管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文化统一的措施却深入人心。如自称楚人的项羽等人妄图回到过去，复辟旧日的统治势力，可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人民品尝到了国家和文化统一带来的硕果，是绝不允许历史倒退的，反对国家民族分裂、追求国家民族统一，在秦末汉初的关键历史节点，国家民族统一的力量战胜了国家民族分裂的趋势，国家大文化融合了地域小文化，历史地彰显出了汉文化的强大力量。
其三，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汉文化是超地域的文化，中国周边的国家，像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从汉唐起就深受汉文化的辐射与影响，接受了汉文化的文明洗礼，比如都崇拜孔子、奉行儒学、都有端午节等民俗节日，都曾经使用或部分使用汉字，古代建筑都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民族服饰都与汉民族古代的服装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古代这些国家都视中国为文化宗主国。特别是日本受汉文化的影响最大，把汉文化尊称为“日本文化之母”，隋唐时期是日本吸收汉文化的高峰时期，日本每年都会派遣唐使来学习汉文化，最多时每次有300—800人之多，中国的先进思想文化及政治体制由浅入深地渗入到了日本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同时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文化通过西域贸易文化走廊传播到了中亚阿拉伯甚至欧洲等国家。从古至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府都设有专门研究汉文化的机构，表明了汉文化的巨大价值，汉文化早以其强大的力量和自信张开臂膀拥抱着全世界。
其四，屡挫屡起的顽强生命力。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其并不平静，可谓风雨如晦、跌宕起伏，其中不乏腥风血雨的考验，甚至几次都曾陷入民族灭绝的危险境地。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历史像开了一个时间玩笑，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如一地由起点又回归到了终点，表现出了巨大的历史惯性，这是因为中华大文化始终都得到了完美的继承，须臾没有缺失，与日俱进地伴随着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存在着这样一种客观规律，那就是高级文化终究要取代低级文化，先进文化始终要替代落后文化，文明文化最终要战胜野蛮文化。中华文化对内具有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对外具有广泛的辐射影响力，这两种伟大的力量均来自于同一个源头，那就是充满了强大力量与自信的——汉文化！（文字由马融文化研究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