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60年，咸丰十年，对于29岁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他即位以来最难熬的一年。
大清帝国的盛世早已不再，他从皇阿玛道光皇帝那里接手的，只是一个遍地战乱，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而且局势一天比一天更加糜烂。
这一年，活跃于淮河流域的捻军，攻掠了京杭大运河畔的商业重镇，驻有南河总督的淮安，并焚毁清江浦二十里长的街市，以及属于户部的皇仓、属于工部的四大船厂。
东南方向，被认为是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国，在与清政府的较量中，又一次地占据了上风。
2月，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出其不意地远道奔袭并攻克了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服药自杀。4月，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回师，彻底击破围困南京3年之久的江南大营。清军统帅和春吞食生鸦片自杀，提督张国梁逃到丹阳后，溺水而死。
江南大营的覆没，意味着清朝两大主要军队之一的绿营彻底终结。在未来的岁月里，咸丰帝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曾国藩私人色彩浓厚的湘军。
不久，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如同海啸一般，势不可挡地向上海扑来。丹阳、无锡、常州、苏州等城市相继陷落，上海附近的一个外国观察家写道：“火光烛天，哭声震地”。
而在遥远的南方，华南重镇广州已经被英法侵略军占领长达两年。大清两广总督叶名琛以侮辱英国王室的罪名遭到缉捕，被关在笼子里送到印度加尔各答予以展览，不久客死异国。
面对这样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痛苦地承认：“普天下处处皆贼系上风”。
焦虑不安的咸丰皇帝忍不住征询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说：“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
二
然而，眼下最让咸丰皇帝苦恼的事情，并不是远在南方的太平天国，而是英法等国大使，这些可恶的洋人，一再坚持要求到北京递交国书。
是可忍，孰不可忍？
清朝前期，西方各国派专使来华时，一般由礼部接待，并将表文、贡物转呈皇帝，如果皇帝召见，则须按清朝礼制行跪叩礼。
例如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葡萄牙使臣裴拉理奉表来朝，康熙在畅春园接见了他。接见当日，礼部在殿阶下正中设表案，康熙升御座。贡使在鸿胪寺官导引下将表文放到表案上，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再膝行至御座旁亲手将表呈给康熙帝，再行三跪九叩礼，最后由康熙帝赐坐赐茶。
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来华时，经过反复交涉，最后觐见乾隆时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行单腿跪拜礼。
嘉庆二十一年时，即1815年英国使臣斯当冬来华时，干脆就拒绝跪拜，最后被嘉庆赶了回去。
不过，1860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48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天朝上国的美梦就已经彻底破灭。道光皇帝因为被迫割让香港岛，成为大清第一个死后不能在墓前立神功圣德碑的皇帝。
当然，对咸丰帝来说，打不过洋人也不要紧，那就干脆闭起门来不见吧。当鸵鸟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躲在家里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
然而，根据1858年的《天津条约》，即便连鸵鸟也当不下去了。按照条约中规定，清朝政府应当无条件允许英法等外国在北京派驻公使。这不仅意味着洋人们以后将在天子脚下来去无阻，而且既不是来朝贡，也不是来磕头称臣。
想到这样的情景，咸丰皇帝不禁不寒而栗。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帝将不帝，君臣伦理，无以为继。
刁民们纷纷群起效仿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
三
当时，这样的看法，不仅仅专属咸丰一个人。比如湖广道御史尹耕云不无担心地指出:
“臣不知（夷人）进京之后，我皇上以何礼见之，使竟不出京，又当以何法逐之？今日京师，譬如人身元气已虚，犹可令外邪入乎？伏乞皇上为宗社自重。”
吏部尚书周祖培高瞻远瞩地认为，让洋人使臣进驻京城，有两大不可容忍之处。
第一，国家“则凡有举动，纤悉必知，既速且详，动为所制。”第二，“附近禁城地方，任其建立，则宫禁重地，园庭处所，尽为俯瞰。”
山东道御史陈浚惊恐地说，让洋人入住北京，就如同让狼群在城内纵横一样：
“听其异言异服之人，盘踞京邸，出入自由，则纳侮藏奸，其弊何所不至。”“夷人桀骜性成，譬若豺狼，非可驯之物。古人云：‘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况辇毂之下，岂可容豺狼群聚，能保其无意外之变乎？”
咸丰君臣的一腔情愿在今天看来可笑且无知，但是在洋人看来却只是软弱的表现。英国国内，占主流的民意强烈要求对清朝开战，以教训其拒绝通商和侮辱英国国王。
渴望与清朝打仗的心态，就连美国都非常强烈。《纽约时报》在一篇名为《中国战争的结束》社论中宣称，“武力是唯一能让中国人点头的论点”。
吊诡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居然取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1859年6月25日，原本打算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的英法联军舰队，在天津大沽口被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击败。
僧格林沁信心满满地上奏道：只要类似的胜利再来一两次，洋人的傲气将会彻底消失，已经学乖的洋人，甚至可能就此全心顺服。
咸丰帝接获战报后，忍不住欢欣鼓舞。在他看来，以后可以永远高枕无忧，最起码不用再担心和洋人见面的问题。
然而，咸丰帝并不知道的是，大沽口惨败对英国人心的震撼，远远超过了他的理解和想象。
目睹大沽战役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担心地写道，
“英国人随之而来的报复，将是一场可能让中国人受到比以往任何打击还要惨重的灾难。”
四
兵败大沽的消息传到英国不久，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一致同意再次组成联合远征军。最后，英法两国一共调集了41艘军舰和143艘运输船，以及包括四千名印度士兵在内，总数约两万四千名的远征军。
这样一支规模大的惊人的舰队，不远万里横跨大半个地球前往中国而来，哪怕是推翻清朝政府统治，都已经绰绰有余。
然而这一切，咸丰皇帝并不知道。在他看来，洋人如果胆敢再来，僧格林沁一定会给他们好看，洋鬼子们也必定会再次遭受一场刻骨铭心的惨败。
对于英国人、法国人来说，他们对于咸丰皇帝也一无所知。所有关于紫禁城的消息都来自于一个俄国人，根据他的说法，
“咸丰皇帝对于外国人的要求十分火大，只有少数几个大臣敢跟皇帝陛下说与外交事务有关的事情。”
这个俄国人补充说，
“除此之外，皇帝陛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着妃子在圆明园的林区中驾马度过。”
俄国人并没有说错。相比于沉闷的紫禁城，咸丰帝更愿意住在春明锦绣，有山有水的圆明园。
所谓“上林宜夏不宜冬，冬孟乘时返禁宫”，每年入冬后，皇帝由圆明园搬回紫禁城，住上两个月。来年元宵节前夕，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宫眷和大臣从紫禁城出发，回到圆明园。
一年之中，咸丰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圆明园中度过，他在那里批阅奏折，甚至科考殿试也在那里举行。
据统计，咸丰皇帝于1852年4月22日正式驻园理政，直到1860年8月8日仓皇逃离圆明园。在有驻园记载的七年中，平均每年驻跸时日长达216.4天。
1860年6月29日，英法舰队抵达上海。“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酷爱京剧的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美梦再也无法继续做下去了。
五
1860年8月20日，在付出350多名士兵伤亡的代价后，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外海的大沽口要塞。《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写道，“只打了十天，就拿下白河要塞，报了一年前的惨败之仇。”
一个星期后，英法联军在天津城外扎营，一路上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9月2日，清朝政府的两名代表，分别是担任钦差大臣的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抵达天津，双方开始商量停战协定。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要求清政府按照规定批准《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并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800万两白银。
在气势汹汹的英法侵略军面前，桂良只好向咸丰皇帝如实汇报：英法要求带兵进京换约，并派巴夏里先期到北京看房选做大使馆。
咸丰帝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但他对英方提出亲递国书一条表示万万不能接受，并大骂桂良：双目已盲。并严词痛斥道，“不准以顾大局为词，再行渎请”。
此时此刻，在咸丰帝的心中，谈判的重点依然只有一个：阻止洋人进京。他告诉谈判代表道：城下之盟，古之所耻。
9月7日，英法联军见谈判无法继续，决定继续进攻北京。慌了神地咸丰连忙派出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与联军继续谈判。
然而，在谈到额尔金以何种礼节觐见咸丰时，麻烦依旧无法解决。满清皇帝通过三跪九叩的礼仪来维持王朝的威信，以此宣布天下之人，无论中外，统统臣服于皇帝陛下。
无论是载垣，还是穆荫，都不敢在磕头这个问题上松口，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底线，“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他们天真地提议让额尔金站在远处，这样就可以不用面对咸丰皇帝，结果遭到拒绝。
得知和谈破局的僧格林沁，于9月18日下午，出动军队扣留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全部25名洋人，包括额尔金的秘书罗亨利、《泰晤士报》记着鲍尔比、以及3名英国军官和19名锡克骑兵在内，一起被押到圆明园讯问。至于巴夏礼和罗亨利二人，则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刑部大牢等候处决。
扣押巴夏礼的命令来自咸丰9月14日的手谕，他天真地以为，巴夏礼是联军“谋主”，有重要价值，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羁押一行人等。
巴夏礼被僧格林沁部俘获后，当场被强迫按倒在地向僧格林沁跪拜。他回忆道：（僧格林沁说）“写信告诉你们的人让他们停止进攻。”
“这根本无济于事”，我答道，“因为我根本无权控制或影响军事行动。我不能欺骗阁下，让你以为我写的信会有如此效果。”
载垣旋即“报捷”咸丰，大拍皇上的马匹：
顷接探报，知巴夏礼业已就擒，大兵亦已开仗获胜。……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可笑的是，大清国君臣恍然不知大祸已经临头，压根不了解巴夏礼只是区区一个外交谈判人员，既不是什么“军师”，更不是什么“谋主”，这样的人清军就是抓100个也没有用。
当天深夜，额尔金得知谈判使团被扣留。谈判至此彻底破裂，一切只能交由战场解决。
9月21日，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遭遇僧格林沁的主力部队。八里桥之战充分说明了什么是落后就要挨打，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一场残酷的杀戮。
当年横扫天下的蒙古骑兵，在英国军队最新装备的阿姆斯特朗炮面前溃不成军。一位英国军官写道：
“每一发阿姆斯特朗炮弹都在他们之间爆炸，一次就撂倒一群敌人”。阿姆斯特朗炮是此次英军所携带的主力野战武器，专用的12磅炮弹，炸开后可以变成49个尖锐的碎片，“威力吓人，破坏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战斗结束后，三万多清军伤亡过半，而一万人的英法联军总共却只有12人阵亡。
有人沉痛地记下了清军惨败的情景：
“我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一闻洋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
9月29日，咸丰悄悄离开了圆明园，回到了他不喜欢待的紫禁城。第二天，咸丰一行仓皇出逃，如惊弓之鸟，日夜兼行。因御膳及行李帐篷等俱未齐备，当天，咸丰皇帝仅吃了两个鸡蛋，甚至和后妃宫眷们分食了几碗小米粥。
六
咸丰帝一口气跑到200多公里以外的承德避暑山庄，在他看来，离那些可恶的洋人越远越好。
英法联军撤走后，受命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弈䜣多次请求皇上回銮，但输到只剩下底裤的咸丰依然纠结于洋人是否肯叩头见他。
思前想后，咸丰决心不冒险回京。他最终拒绝了回銮请求，并在回复中说道：
虽然英、法退兵，但各国蛮夷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蛮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京，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假使率意回鉴，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于事体诸多不协，但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
最后，咸丰帝又特意加一句，本年回京之举，该王公大臣等不准再行奏请。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二，咸丰帝即诏定二月十三日回銮。但是，二月中旬，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英国公使普鲁斯相继进驻北京。
与洋人相见的恐惧再次笼罩在咸丰的心头，他甚至一度流露出了迁都西安的想法。
迁都西安的念头被大臣们所阻止后，咸丰皇帝决定无限期的在承德继续住下去。二月二十二日，从承德传来上谕：朕躬尚未大安，诸王大臣请暂缓回密，不得已勉从所请，秋间再降谕旨。
事实上，咸丰此刻应该担心的，已经不是洋人，而是自身的身体状况。从前一年冬天开始，咸丰帝一直剧咳不止，红痰时见，从医学上来说，属于痨病已到晚期。
另一方面，对于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不仅是他的出生之地，也是度过绝大部分人生的地方，更是所唯一认识的世界。圆明园被掠夺和焚毁的消息彻底摧垮了他的精神。
生命所剩无几的咸丰，终日以“醇酒美人自戕”，似乎只有如此麻痹自己，才能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
1861年7月，一颗巨大的彗星拖着明亮的尾巴出现于西北天空，北京臣民心照不宣地认为这是皇帝即将离开人世的预兆。
1861年8月22日凌晨，清朝第七位皇帝咸丰在过完30岁生日之后仅仅一个月不到，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死，对于咸丰皇帝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毕竟，他再不用担心住进自己所不喜欢的紫禁城，也不用担心见那些自己所不喜欢的洋人。
咸丰短短的一生，始终以洋人不肯叩头相见为奇耻大辱。当初，郭嵩焘在回答咸丰帝提问时，认为洋人只想通商，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通商，而非动武。
然而，咸丰根本听不进去郭嵩焘的建议，在他有限的世界观看来：闭关自守，才是保住国家强盛的根本之道。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大清衰弱的根本原因并非所谓的“礼崩乐坏”，而是对外面真实世界的茫然无知。
这才是他的悲剧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