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沉重的话题，也是很多人已经历过，或在将来要遇到的。医学在进步，但我们仍然要面对难以救治的“绝症”。在医学诊断确立之后，往往首先得知消息的是家属。这时，就要遇到一个难题：要不要把真相告知患者？现在带您一起思考。
中国人注重家庭，这种传统文化，也影响到医疗。在咱们这儿，一旦有人被确诊患有难治的疾病，往往第一个得知结果的不是患者本人，最先承受心灵痛苦的是患者家属。这时，常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先向患者隐瞒，由亲友们商量对策；二是四处咨询求医问药。那种无助中的迷茫和心痛，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
选择隐瞒病情，是担忧患者无法承受，会在身体的病痛之外，再受心理打击，怕患者会“想不开”，在受不了时做出意外的举动。另一方面，也有亲情的考虑，毕竟现实的情况是，很多疾病的治疗，将要面对手术或化疗的创伤、高额的经济负担、长期的医疗和陪护等，先得知实情的家属，多会选择“能担的自己担”，把心理压力独揽。有时，查出病的人还没进病房，家属亲友中就有人先扛不住病倒了。如何面对？我们先来看相关的研究。
有医生曾做过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亲人查出癌症，会不会把结果告诉患者本人？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自己得了癌症，希望知道真相吗？在2000多回答中，74%的人选择向亲人隐瞒所有或部分病情，26%选择把实情告知患者；而在自己得病时，85%的人都希望能知道所有真实信息。
上面的小调查的结论很清楚，但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只对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有自信，却怕患病的亲友得知实情后崩溃呢？这是我们的猜想，还是真要发生的情形？如果不告知病情，会不会影响医疗方案的选择？能不能在治疗中得到患者的配合？对治疗效果会产生影响吗？回答这些问题前，我们再来看看实例。
我们知道，有些国家，是有患者知情权的相关法律规定的，如果没有告知，做不到知情同意，医疗将是违法的。比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患者权利法案》，明确规定患者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等享有知情权，对治疗、看护有接受权也有拒绝权。一句话：谁的身体谁做主。
从心身医学的角度看，人对疾病的反应有多种类型，最常见的心理防卫机制是否认，会拒绝承认现实，心里会想“为什么是我，我怎么会这样”。也会产生焦虑，出现紧张或惊恐，考虑“该怎么办”。这时，也会出现躯体症状，无法安静，不停地做握拳或捂脸等刻板动作，感觉胸闷气短心脏快跳出来，以及多汗、睡眠困难、尿频、胃肠不适等，会咬指甲、来回踱步。有些人会出现愤怒的行为反应，并产生人际冲突，会骂人、摔东西。然后会陷入抑郁，出现情感障碍、行为变化、认知改变。渡过这个阶段后，患者有的会接受现实，有的坚持否认，有人会配合治疗，并产生对医生及家人的依赖，也有人会极度哀伤，甚至自杀。
从整体的治疗观察看，对患者告知病情，患者产生心理反应多是暂时的，大多会开始配合医疗。研究对比后发现，在东亚地区，由于文化影响，医生和家属联合对患者隐瞒病情的例子更多，但也有国家开始改变。日本近些年来开始反思，目前患者得知真相的比率已接近90%，于此同时，晚期癌症的生存率也在同步提高。这提示我们，医疗技术的提高，让患者产生治疗信心和配合才是关键。
多项的研究也说明，即便是无法救治的疾病，比如某些晚期癌症，如果采用舒缓疗法，较早开始临终关怀，由专业团队提供心理服务，也可以明显地缓解患者本人和家属的痛苦。相反，隐瞒病情，会让很多家人和亲友产生负罪感或愧疚。如果最终患者治疗失败离世，家属会在患者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处在后悔、自责等情绪中，感觉没有能够向亲人献上自己所有的心愿，或者将患者在临终前的各种痛苦印记在心。
医学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也同时是虽不断发展却十分局限的学科，无法治愈、添加痛苦、高额费用等都是避不开的现实。在医疗告知及患者权益保护方面，我们也存在着法律的缺陷。专业建议也许在各家各户的具体现实前，会显得苍白无力。假若亲人患病，还是要面对很多两难的抉择，冷静、客观、务实，全方位地权衡，可能才是对患者对家人对自己的最好选择和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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